这两天，政协科技界29组委员抢话筒抢得不可开交。大家开起了“故事会”，讲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官”“学”错位之怪现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从事航天事业数十年，经历了几届“外行”领导。最早是个老红军，领导对他说：“小戚，你大胆干，干成了，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事，责任都是我的。”

 

之后，换了一个军队领导。领导说：“老戚，你大胆干，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咱就是一根绳子上的俩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于是，领导一心为科研人员服务，科研人员没有私心，埋头苦干，双方和谐相处。

 

可是，退休之后的戚发轫发现，现在科技界出现越来越多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但与下属的关系却变了味：“领导对业务技术指手画脚，大权包揽；有什么意见自己不说，让下面的人替他说，出了事，你担着；科技评奖，均把下属的成果挂上自己的大名。”

 

最让戚发轫不解的是：“领导当了，还要当博士、教授，学术职称一个都不能少。问题是，他们有空念书、教学生吗？”

 

“当然，我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外行领导内行’，而是希望领导时刻能以‘外行’的心态，尊重别人的专业。”戚发轫唯恐记者产生误解，特别强调了一句。

 

“现在有人当了官，还一心想评各种技术职称，把权力、学术成就都要捞到手。”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邦河委员说，蔡元培是个好校长，可没盘算着如何去当教授，去发论文。

 

“科技界存在着严重的将、帅错位。”在李邦河看来，陈景润就是典型的“将”，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任何干扰，在科研中“攻城掠地”；而“帅”是科研机构的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为科学家服务，使他们更加专注于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当了“大帅”，还谋求“将衔”，各种利益通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中心主任杨文采委员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就如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老板不满足于当老板，还想当教练、当裁判，管理系统是混乱的，这个队能把球打好吗？”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许多‘将才’一出成绩，就要提拔他们当所长、院长、校长，走上仕途，这样也许会害了他们。”

 

李邦河的观点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一位委员举了身边的例子：“我们科学院现在最年轻的所长才29岁，‘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要当官，这样会扼杀一批学术前景很好的科学家。”

 

“这个我体会最深。”杨文采干脆拿自己说事儿。原来自己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提拔为所长，当了两年，干不惯，提出辞职，却被组织上“关心”，问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是实在干不了分人、分钱、分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辞职。等到我现在老了，有精力当官了，年龄也过了。”杨文采自我调侃。

 

据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观察，“现在很多研究所通常让学术能力最强的人担任所长，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管理能力，还要把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申请项目、处理行政杂事上，荒废了科研”。

 

“这就如同煎饺，煎透一面即可，两面都熟，结果就糊了。”国家电监会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邵秉仁委员打趣道。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起来，才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高峰。”李邦河十分推崇数学家廖山涛院士的淡薄，“他不当官、不要项目，他说‘我搞数学不用基金，自己在家里做就行了’。”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放弃科研，选择当官？“因为通过当官可以掌握更多的项目、资金。”

 

“由于整个社会存在着‘官本位’的导向，这也影响着科研人员。认为提拔做官，就是得到认可。”

 

……

 

邵秉仁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评价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矛盾积累。他建议，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应该分为两条不同的序列，制订不同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工作做得好，就应该按部就班提拔；而科学家取得成就，就以其它方式提高其社会地位、科研条件、生活待遇等。

 

“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责任。让做学问的人，安心做学问；让当官的，专心做官。各走各的路。”这是戚发轫开出的“药方”，他说，“不能因为科研干得好，就拿封官来奖励科学家；也不能以学术成果多少和职称高低，来考核评价行政管理者。”

 

“故事会”将近结束，有个委员说，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自从当官之后，论文反而比没当领导时多了4倍。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贪污了下属的科研成果，另一个就是造假！”戚发轫很是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