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兰荪：作为教育部化学化工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化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我一直对教学质量非常关心，现在高等教育质量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都很敬业，教学质量很高。有不少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也很深入，有些老师可称得上教育家。

 

现在我都已经成为老教师了，上一代的老师绝大多数已经退休，现在年轻一代教师素质可能更高，但是随着高校科研的深入开展，科研方面的成果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所以不少教师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上课是相对次要的工作，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去上课，对教学的研究更是严重不足。真正对教学有研究、有造诣的教师越来越少，我甚至有些担心这样的教师今后会“断种”。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化学方面的国际论坛，会议邀请了一些国外的教师参与交流，他们对化学专业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让我感到震惊，我认为在化学领域，我们的科研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已越来越小，但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差距却似乎在扩大。如果我们无法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那么肯定会影响到科研的持续进步。

 

对于厦门大学这样一所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高校，优秀教学传统的传承还比较好，而在那些新建的学校，年轻教师几乎得不到老教师的传承，教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就更为严峻。

 

 

郑永扣：高等教育质量是当前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随着高校扩招，高校在经过快速的发展之后，内涵建设以及质量上的要求势必要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高校针对教育的体制、教育教学的方法，也应该有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而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有相对稳定性，在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确实面临改革发展和提高。因为教育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时常变化，这就与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产生一种反差，这是高教质量问题形成的重要缘由。

 

再有，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教育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固有的评价体系也面临着一些变化和调整。

 

第三，扩招之后，特别是高校实行成本分开，学生要交纳学费之后，学生和家庭要负担一定高等教育成本，学生和家长的付出增加了，对质量的期望值也就高了。

 

种种方面导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方面。虽然对高等教育来说，提高质量是永恒的话题，但在目前来看，这是我们突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高教质量是不是有所下降是一个正在争论的问题，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学校与学校不同。在同一学校内，院系专业之间也不同，不能笼统地说高教质量下降了，这样的评价有些偏颇，但在一些高校和一些专业，确实存在着高教质量下降的问题，比如一些发展较慢的公立院校和一些民办院校，确实起点较低。

 

即使是一些老校、名校，不同的专业情况也有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专业调整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很多以前没有的新专业学科也要高质量，即使是一些基础性的、老的学科，也有一个在原有基础上更新教育教学的内容、方法等问题。

 

 

傅勇林：我在高校工作了20多年，除了教学也从事管理工作。如果站在一定高度来审视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不足，我认为，最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归结为3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后，由于新学的兴起而产生的一个舶来品。因此，对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大学传统，我们未必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大学，归根结底是由几个关键词所构成——科学、理性、知识、智慧、人才。对理性精神认识不足，导致无法管理大学，无法把大学真正办好。而对理性精神的认识不足，正是现在我国大学的通病，也是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所谓理性精神，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即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目前我国大学在管理上过分强调“万物”，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在枝枝蔓蔓上花的力气太大，这与理性精神是相违背的。理性精神要求透过“万物”看到“道”，道者理也，据理而治校。

 

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大学的第二个问题，即制度化不够成熟。制度是科学精神的外在体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结晶，更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制度化不够成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现在很多本来特色鲜明、专业优势明显的College（学院）盲目地要转型为University(大学)，这实际上满足了某些人对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欲望，但却没有按照科学精神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办学，大大地浪费了资源。

 

第三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的组织化程度不够，体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很松散；大学和其下各学院的关系也很松散；学者或教师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科学共同体。这三点对大学的发展是致命的。

 

由于大学对教师的管理是松散的，现在很多教师除了上课时间外，基本不在学校。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才的引进流失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教学质量、科研水平以及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

 

郑永扣：从体制的框架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是基本的架构，这中间，我感觉突出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第一，高校要有办学自主权，这不是要高校脱离政府的领导，而是高等学校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办学方面要有相当的自主权，尽管公立学校是政府办学，但是政府办学体制下，高等学校也应该有办学自主权，现在的办学自主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高校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要拥有招生、人员聘任、学术研究等的自主权，大学又有独立的章程，按照章程运作。

 

第二，高校自身要解决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关系，大学是个学术机构，必须以学术为本位，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理想的平衡状态，应该是定位准确、边界清晰、相互制衡、良性互动，形成这样的良性关系。而目前在高校，行政权力过强，遮蔽了学术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学术权利。在高校中，党务和行政管理的权利应该在党委和行政机构，但是学术权力一定要回归学术，明确一点，就是教授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对学术研究的主导权、对党政管理工作的建议权，如果做不到这些，很难办成优秀的大学。

 

第三，高校在内部也应该使院系拥有作为办学实体所应拥有的人权、财权、物权，目前大学内部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而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能又是靠各个院系来具体实现的，可是在这个层次上，各个院系对于人、财、物的支配权先是很小的，这一权力都集中在学校的层面上，这也导致了院系层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足，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王梦恕：近年来教育部对高等教育进行指标化管理，对大学进行分级，推行各种评估、评比活动，完全没有必要。近年来，教育部推行的各类分级和评估，引起了高校甚至社会的强烈反感，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哪个领域，我们的高校都没有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教育部的高教质量管理导向要负很大的责任。

 

首先，在学校发展的层面，高校应该是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但是教育部把各大学分成“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普通高校三六九等，重点高校大力投资，而那些普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在基层工作，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反而得不到扶持，这是不公平的。

 

高校之间的评估和排名，促使高校到上面来跑关系，搞“运作”，造成了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去年某高校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一位借调科员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从高校的领导到普通教授，工作的重点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去搞公关、拿项目，这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损害是很明显的，而且也很容易造成相关人员的腐败。

 

毕业生是衡量高教质量的重要标准，一个高校只要踏踏实实的工作，认真培养人才，毕业生有很好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到社会上能很好的工作，受到市场的欢迎，它就是一所好的大学。

 

不管是高校还是教育部，都应该对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负责，不管学校的规模多大、师资多强、是不是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教育质量就值得怀疑。而且，现在越是重点大学的教育，就越是脱离实际。

 

此外，教育部对高校办学的评价标准统一化，鼓励高校都向大规模、综合性高校发展，不少高校淡化了原有的办学特色。以前各部委办大学是正确的，毕业生专业对口、动手能力强，到单位马上就能上手工作。目前原有部属高校或归地方管理、或归教育部管理，单一的发展模式造成教学越来越脱离市场需求。

 

其次，现在的高教质量管理的导向错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结果。现在评价教师，重点不是他的课受不受学生欢迎、教学的水平的高低，而是写论文的本事。造成了论文造假现象非常严重，教师为了评职称不惜东拼西凑地抄袭论文，最近浙江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以论文和科研成果数量评价教师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科研越来越成为个体的研究，教师成为科研个体户，各自为政、自私自利、拒绝团队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如此。

 

葛晓音：高教界对于目前教育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连年都有强烈的反映，但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几年，我国高校的规模逐渐扩大，教职人员不断增多，在不能保证每位教职人员都自觉自律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教学和研究质量，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适度的管理是必要的，关键要把握好度。

 

评估的原初动机是促进教育，但现在适得其反。各种名目的评估检查令基层教员应接不暇，尤其一些优秀的大学，对于评估检查早已麻木，于是就用一堆数字敷衍了事。可见，这种评估管理不但体现不了奖勤罚懒的评估效应，反而导致学术泡沫越来越多，而且教师们在厌倦之后产生了抵触心理，每次评估只是胡乱应付，对于管理层的意见也越来越大。

 

目前所确立的牢不可破的评价体系，固然催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但也同时制造了许多学术泡沫，更可悲的是一些“名家”学者抄袭剽窃的丑闻不断曝光。可见，管理上的度，既不能太疏，也不能太密。

 

 

傅勇林：对于教学评估，我认为要辩证地看，有积极意义，坏处与好处可以说是三七开。

 

教学评估的三级指标体系，是许多人根据国内外经验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设置的，凝聚了众人的智慧以及办学管理经验，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办学方向和管理制度的要求。而且，它代表了国家方向，各个高校都需要按照三级指标体系去建设。

 

如果拿着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的时候，发现自身的很多问题，只能说明学校的办学本来就很差。如果不评估，差的情况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大学将误人子弟，更严重地说，将毁掉民族的前途。用指标考核，就是为了让学校达到要求，改正不足，做到更好。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学到一些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国家的办学方针和教育导向。

 

学校按指标改正，就是亡羊补牢，而并非所谓的“作假”。有的人认为教学评估是一种作假的行为，只能说明那些人有普遍的倦怠感、不成熟、不负责任，没有把学生和民族的前途放在心上。归根结底，这种想法是从个人和部门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教学评估的制度设计上很好，但是机制上有一些问题。比如评估专家组人员的遴选，甚至现在有的所谓专家已经把评估当做了一种职业。

 

 

王梦恕：如果要彻底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我建议取消教育部针对高校的各类评估和评审、取消学校的排名和分类，教育部只进行一般的管理和监督，让高校真正依照《高等教育法》，实现自主办学。

 

 

郑永扣：教学评估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通例。评估是必需的，评估本身对高校建设也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方向上我们应该加以肯定，但具体的方式方法却有待改进。

 

目前我国实行的评估机制，实际上是对学校工作的全面评估。我认为现行评估的内容要简化，要抓住最核心的内容，在程序上也应该简化，同时加强对学校各个专业的评估。

 

相比较起全面评估，专业评估要更为有效、客观、准确，因为不同学校里面的不同专业情况不同，比如在一些被评为优秀的大学里面，可能存在并不怎么优秀的专业，有些学校可能不算优秀，但不排除某一个专业很突出，所以应该由全面评估过渡到专业的评估。

 

郑兰荪：推动本科教学评估，提高教学质量，应该以专业评估为主，并改进评估的方式方法。

 

 

葛晓音：我觉得各级管理部门应当学学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中，有些种树的人“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柳宗元以此道“移之官理”，“得养人术”；我以为此道也可以移之于学术管理，得养学者术。

 

学术的“道”就是潜心钻研，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心浮气躁。对于被管理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要出大成果，必须给予时间，“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否则，学科建设的前景实在是令人担忧。

 

评估的理念陈旧，目前所有的评估都是针对科研和教学环节，只注意学生教师知识的积累，忽略了全面教育。只看纸面上的文字材料，不看各高校在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影响，更不看各高校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表现。

 

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大学平均五到六年，由校方的评估小组对各院系进行直接评估，他们一方面跟院系的教员、学生座谈，另一方面跟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的雇主座谈，从而对教学效果、教师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进行综合评估。

 

在更新理念的前提下，应当重新确立简明可行而又与国际接轨的评估标准。简化各种项目的申报，减少各种评估的密度，在方式方法上并不一定要全部量化、细化。

 

对不同大学要根据实际地位和业绩分出层次，评估也应分出层次等级，不应用同一套标准和模式。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死板的评估指标和“一刀切”的管理标准，值得商榷。

 

正是由于目前评估标准“一刀切”，致使国内所有大学都向着研究型大学发展。尽管很多高校并不具备很好的条件，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学术泡沫大量涌现。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研究上花费的精力多，自然对教学就不太重视了。

 

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区分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两类高校。对前者的考核评估应该偏重于研究工作，而对后者的考核则应偏重于教学任务。管理层要根据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不同侧重，制定出合理的考核标准，然后才能要求教师合理地分配精力。

 

郑兰荪：要想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高校教师的培训是关键，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现在各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在制定教学规范，规定哪些内容必须要教，哪些教学条件一定要达到。

 

应当把教授、把一流教师推到教学第一线上开设本科课程，我一直在为厦门大学化学系的大一新生上普通化学的课程，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应该鼓励年轻教师以科研为主，年纪大一点的教师以教学为主。这和两种工作的特点有关，科研需要创新能力、需要年轻人的冲劲，而教学则更需要老教师的知识积累和教学经验。

 

王梦恕：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彻底改变评价教师的标准，不能以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主要标准。最近我在中国工程院参与了一些评审，只要求申请人提交自认水平较高的10篇论文，以此评价申请人的科研水平，对论文数量一概不要求，一位申请人在5年之内居然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部专业著作，最后的结果一样是被淘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扭转科研工作中不切实际甚至造假的追求论文数量。

 

评价教师我主张论资排辈，在教学、科研岗位工作满一定年份，就可以参评上一级的职称，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高校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促进团队合作。

 

 

郑永扣：要解决这一问题，从高校自身来说，需要从各方面努力，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

 

首先是学科建设，没有高质量的学科，不可能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其次师资队伍建设，没有高水平的师资，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再有就是充足的教育资源，主要指校舍，设备和其他后勤保障，有些高校扩张得很快，导致一些基本的资源得不到保证，也会影响教育质量。

 

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上，学校当然责无旁贷，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不断努力的基本目标，同时国家也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作很多努力，其中基本的一条就是投入，投入上不去不行。

 

在投入方面，首先是资金投入，但从更高层面上看，还要有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因为我们目前是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来办高等教育的，所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

 

 

傅勇林：要想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加强学校的内部管理。学校的办学方针最终要落到院系实施。一方面，各院系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校的战略方针，通过战术推进的方式，使战略意图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各院系之间也需要“协同作战”。每一个院系既是一个行政体系，又是一个科学体系，还是一个人才培养体系，但是在松散的管理体系下，形成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无法行成有机的系统，也无法培养出具有大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如果学者与学者之间是松散的，没有形成科学共同体，那么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创新与突破，更无法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人才。

 

《科学时报》 (2009-3-10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