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蔓延和加深，知识和科技成为被寄予厚望的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力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作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培养创新研究人才的主渠道之一的科学基金，又将以什么方式来响应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呢？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院士陈宜瑜。

 

 

《科学时报》：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受理2009年项目申请时是否会向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为应对危机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宜瑜：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经济危机时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而重大科技成果也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后问世的科学技术，成为日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也造就了世界经济新一轮繁荣。

 

为了应对当前危机，我国正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是希望能够在多个重大专项取得突破，为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科学基金一直关注着经济社会的需求。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在国家创新体系总体布局中，科学基金承担的是支持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重任。现在，国家更加关注科技创新，我们在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计划提供大量优秀人才和项目储备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超前部署，更侧重基础，更侧重人才培养。

 

也就是说，在当前大量科技资源投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热点领域的时候，科学基金不能因为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的冲击，在侧重基础、侧重人才的资助政策上发生大的改变。基础研究既是原始创新的源头，又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支撑。科学基金仍然应该准确把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继续加强对基础研究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以保证各个学科的均衡稳定发展。

 

《科学时报》：基金委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资助格局的调整，现在调整是否已经完成，是否实现了预想的目标？

 

陈宜瑜：随着研究项目、人才项目、环境条件项目三个资助系列调整的完成，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格局日益优化。2008年，我们共受理全国1594个依托单位提出的各类申请83800项，申请总量比2007年增加1万余项。根据基础研究发展需要，通过项目、人才和环境条件三个系列资助格局的统筹部署，经过科学遴选，我们共批准资助了各类项目1.7万余项，总体资助经费约64亿元。

 

按照控制规模、提高强度的原则，科学基金2008年安排资助面上项目8924项，金额约29亿元，平均资助强度为32.35万元/项，比上年同比增长3万元/项。这离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达到60万元左右，对解决科学家开展研究需要多头申请科研经费的问题又前进了一大步。

 

为积极适应我国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快速发展的需要，科学基金将青年基金与地区基金纳入到人才项目系列。按照稳定资助强度、适度扩大资助规模的原则，资助青年科学基金4757项，比上年增加43%，资助金额9.4亿元，资助率超过22%。这让更多的年轻科研人员刚刚走上科研道路时，能够走得更稳更好。着眼于促进区域科技协调发展、推动科学基础薄弱地区人才培养工作，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支持674项，金额1.7亿元。这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科研人员能够更安心地留在当地从事科研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甘肃省也将被纳入地区基金的资助范围，近期已经举行了启动仪式。

 

 

《科学时报》：除了保持对基础研究和人才的稳定资助，基金委在推动依靠科技力量应对与化解经济危机方面，会不会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陈宜瑜：在国家经济社会和安全有重大需求的时候，科学基金都会及时启动响应机制，适时安排一批应急研究项目。面对突如其来的冰冻雨雪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我们运用战略调控经费，适时安排应急研究项目。围绕国家奥运战略需求，科学基金资助了众多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我们也始终没有放松对关系国计民生项目的关注。我们从推进基础研究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在前沿领域加强重点部署，坚持有限目标，实行稳定支持，促进集成升华，推动跨越发展。

 

依靠科学家的群体智慧，科学基金将经济社会和科技的战略需求转化和凝练为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科学问题，进行顶层设计，通过重大项目以及重大研究计划，引导科学家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长远发展的战略领域开展创新研究。

 

仅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们就要启动32个重大项目和12项重大研究计划。其中，重大研究计划还是属于较新的项目类型，投入力度较大，在“十一五”期间平均资助强度要达到1.5亿元。

 

作为一个项目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重大研究计划的高强度投入，使我国在一些国际科技前沿领域取得明显突破，并在该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我们最早启动的“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就是以化学小分子为探针，探索生物体内的分子事件及其相互作用网络，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复杂生命现象的新学科。该计划将充分发挥化学和生物医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优势，着重研究生命体系信号转导中重要分子事件的过程和机理，揭示传统生物学难以发现的新规律，研究传统生物学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推动新药、新靶标和新的药物作用机制的发现，造福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科学时报》：当前，为了吸引高端人才回国，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据我所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设立之初，主要也是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在目前的大背景下该项目的资助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基金委是否会启动一些新的人才引进计划？

 

陈宜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现在已经成为基金委的一个品牌资助项目。为了保证“杰青”的质量，我们不会对一个业已形成特色的资助项目轻易进行改动。

 

基金委在去年年中筹划的“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刚好契合了中央大力吸引海外人才的精神。该基金旨在延揽外国优秀青年学者到我国内地开展基础研究，为青年一代在日益开放的基础研究环境中搭建学术联系的桥梁。

 

鼓励国外青年学者来华参与国内学术研究，不仅可以让他们加深对中国科研状况的了解、推进学术研究的进程并与国内研究人员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外国年轻科研人员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接触和深入了解，对于培养未来与我国密切开展科技合作的骨干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举措。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目前已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采取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推荐人选、个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评审的方式予以实施，拟资助50位外国青年学者，资助总经费为1000万元人民币。

 

 

《科学时报》：同行评议制度是保证科学基金成为最具公信力的评审平台的重要手段；但是科学界对同行评议制度存在局限性也多有诟病。基金委在项目申请评审方面是否有引入新的评审方法作为补充的意向，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方法？

 

陈宜瑜：科学基金采用的竞争性同行评议机制，是国际上激励创新的通行做法。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才能厚积薄发。因此，我们要在适度竞争的基础上，对一定的资助对象采取适当的延续、稳定的支持模式，鼓励科学家长期执著于一个方向潜心研究、矢志不渝攻克难关，而不是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撰写申请书、应付竞争上。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让科学家能够在适度的竞争和适度的稳定感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首先要看到，同行评议能够利用现有知识来判断学科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使得它成为国际主流评审制度，这不容否定。但同样要看到，同行评议制度的最大弊病也是同行专家受到现有所掌握知识的桎梏，可能导致特别有创新思想的项目申请被淘汰。曾经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同行评议制度会扼杀创新思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基金正尝试启动非共识项目的批准途径。非共识项目是指一个项目申请在函评阶段出现极端相反的评审意见，有专家认为特别好，又有专家觉得特别差。按照以往的评审程序，非共识项目一般在函评阶段就都被直接淘汰了。现在，我们允许会评专家可以对这些项目重新进行审视，重新决定是否应该给予资助。事实上，非共识项目评审中函评专家和会评专家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函评专家里小学科同行多一些，会评专家战略性专家多一些，相对来说眼光更开阔一些，两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层次都不一样。

 

目前，非共识项目一般采用先进行小额资助，让申请者展开研究的方式，如果能够取得成果，再给予正常资助。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一些原创的思想不会被专家评审系统的层层筛选而磨掉，从而倾向于支持保守的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同行评议的作用，否定依靠专家的机制。如果撇开专家，完全靠管理人员来甄别和支持非共识创新，公正性、科学性都会受到科技界质疑。

 

为了解决支持非共识创新这个世界科技管理的难题，我们就是要解放思想、知难而进，积极思考创新机制，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

 

《科学时报》 (2009-3-10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