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这个“本世纪”是指上个世纪。但十多年来，这个出现在1993年国家教育纲领性文件中的“4%”，却一直没能达到。教育界人士呼吁将“4%”写入《规划纲要》，力争早日达标。

 

 

现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少超过3%。其中2002年达到3.32%的峰值，此后又有所回落。目前，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为4.8%左右，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个均值反而更高些。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此项财政性经费只占GDP的0.6%，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超过1%，主要发达国家平均为1.7%。

 

观点：相比之下，我国对教育的投入显然偏低。国内大学除少数民办外，绝大多数为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应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专家指出，4%是《决定》中唯一一个数量指标，应全力兑现。

 

 

现状：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大学通过自己创收来弥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学费，如培养MBA、EMBA、MPA、JM等专业硕士生，收费比较高一点。二是科研成果转化。这包括纵向经费来源，即各级政府科研投入。同时，大学为了增收，还承担相当数量的横向研究课题，主要来自企业。

 

由于内外投入均不充足，高校负债也已成为比较突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立高校银行贷款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大多用于学校新征土地、校舍和设备等方面。

 

观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大学自己搞创收会带来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市场对学校施加的影响力加大，无形中会改变大学办学指针。目前全日制本科生均由教育部确定学费标准，大学不可能以高价来吸收未经录取的学生，这违背教育公正原则。在科研方面，横向课题太多并不好，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技术服务太多了，就会分散师生注意力，牵扯学校主攻方向。我国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张与基本建设投入增量已不相适应，高校向银行大量贷款后，有巨大资金缺口亟待弥补。

 

 

现状：牛津、剑桥大学各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捐赠，其他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比例也达7%。日本公立大学所获捐赠占学校总经费15%，私立大学更达50%。但据测算，在中国，社会捐赠占高校经费比例不超过3%。

 

观点：我国捐赠保障制度特别是免税制度与教育发达国家的差异不容忽视，需进一步完善。按美国法律，个人或机构向公益事业捐赠可免除收入所得税，个人、公司免除的最高比例分别可达当年应纳税收入的50%和10%。而我国企业的捐款额度只在应纳税收入的3%以内，才可享受免税待遇。秦绍德认为，从表面上看，教育捐赠免税会减少一部分税收，但政府让税其实是一种转移支付，相当于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办学，因此应动员、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来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