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研究结论的解释是否应该有一种限制？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解释者时刻面临着要么解释过度，要么解释不足的困境。一旦出现解释过度现象，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点，目前尚未引起国内科学界的足够重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过度解释的风险已经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美国199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所引发的争论，或许更能说明这种科学结论解释的限度问题。

 

《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J·哈瑞斯坦与政治科学家查尔斯·莫瑞合作完成的一本充满争议的畅销书。维基百科曾对它有如下介绍，该书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1.讨论了基于智力基础的社会分层现象自20世纪开始以来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加强。2.最初的研究显示了在智力与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后果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3.最有争议的部分在于，该书讨论了智商（IQ）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的与经济的贡献中的作用。4.讨论了这种发现对于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政策所具有的可能影响。书名之所以称作“钟形曲线”，主要是基于IQ得分的钟形的正态分布。本书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下问题：1.智力是存在的，并且是超越种族、语言以及国家边界的，可以被准确测量的。2.智力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但也是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而且正在变得越发重要。3.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基因可遗传的。4.基于这种发现的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至此，我们大约就可以了解关于这本书的争论的焦点所在。

 

其实，哈瑞斯坦和莫瑞等人的观点是有历史可循的，远的不说，他们的工作直接延续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奥瑟·詹森于1969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同类主题文章的观点。照理说，像詹森和莫瑞斯坦等人都是学有所成的职业心理学家，他们有权进行IQ的研究工作，问题是他们关于IQ的研究结论能否被简单地扩散化。他们内心的想法我们无从猜测，显然，如果解释不足，则不利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个人的荣誉与被承认；如果解释过度，则非常容易导致科学知识的误用，以及带来荒谬化结果。其实，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关键在于人们担心：这种无限制的过度解释是否会造成科学的种族歧视论。IQ真的就能完全决定人一生的成功吗？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对于个体的成功，仅有IQ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EQ（情商）。科学史上经常可以见到一些成功的科学家由于自负而沦落为科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固执于自己的学说，并无限推广。问题是，这种扩张已经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领域。对于科技发展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我们对于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的潜在危害与风险的预见难度日益增加，再加上信息化时代传媒事业高度发展，任何对于科技成果的过度解释所造成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可怕的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冒然地利用这些过度的解释来制定相关政策，将导致人的自由、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等基本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完全失灵，人在这种过度的解释面前将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正是这种科学结论过度解释的现象，才是今天我们所遭遇的科技负效应的罪魁祸首，也是人被异化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主要作者哈瑞斯坦在《钟形曲线》一书出版前夕，由于皮肤癌去世了，他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卷入这些争论，真说不出是幸运还是不幸。而2007年美国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沃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在接受英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时提出黑人智力低下的基因决定论的观点，沃森丢了自己的工作，还弄得名声扫地，晚节不保。早在沃森之前，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就因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说女性天生智力比男人低，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被迫在2006年下台。这一连串事件恰恰表明，科学结论解释过度造成的后果影响深远，很难消除。

 

之所以会出现科学结论解释过度的现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科学家对于自己完成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荣誉感与承认感的强烈追求，促使科学家对于自己尚不成熟的结论下意识地进行夸大。其二，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在科学解释过程中暗含太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渗透，导致科学解释中蕴含了诸多力量的共谋，纯粹的科学解释只是一种乌托邦。上面提到的两个不走运的案例主要是由于政治不正确离职的，如果结论不涉及政治不正确，还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科学结论过度阐释现象发生的原因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笔者认为，对于科学结论的解释一定要遵守保守主义的原则，在科学中，保守恰恰是保证科学知识可靠性的关键举措。如果缺乏了保守性的要求，很容易导致公众认识的混乱与模糊。在实践中，就要求对科学结论的发布保持一个检验期，最大程度剥离政治、经济等因素对解释的渗透，避免那些被过度解释的已经被污染的理论涌向社会，使那些尚不成熟的科学结论保留在共同体内部。诺贝尔奖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影响力，恰恰是她对科学成果坚持严格的检验期的原则。虽然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个别科学成果推广的滞后，但毕竟保证了走向社会的科学结论的可靠性；否则，各种过度解释甚至错误的结论会给社会造成异常严重的后果，而且，要恢复立论原貌的成本也是社会所无法接受的。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1-16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