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媒体报道，从2009年开始，学生如果被高校按志愿录取而没有入学报到，可能将被作为诚信记录内容放入考生的电子档案中，并作为下一年高校录取的参考。这条新闻虽然被教育部学生司迅速否定，然而其仍反映出社会和教育系统在认识和制度层面的一些问题。

 

新生被高校按志愿录取而没有报到，关乎诚信吗？这里我们以商品销售作一个比喻。计划经济时代，许多百货商店采取柜台式销售，商品与顾客之间隔着一个柜台。那时买衣服如果从售货员手中拿来试了许多件，最后顾客决定不买，虽然有时会遭受白眼，但没有人认为顾客不诚信。改革开放之后，超市销售逐渐成为主流，商品和顾客间的柜台消失了（首饰等例外），顾客可以近距离反复对商品进行比较。顾客如果先拿定主意购买而将商品放入购物筐，但付款前又后悔而将其拿出，也没有人指责顾客不诚信。即使购物完毕，顾客回去试用或因其他原因再次改变主意，许多超市也允许无理由退货，同样没有人指责顾客不诚信。

 

当然，把考生考上大学不报到与顾客超市购物进行比较，似乎不太恰当。因为在超市购买小的物品有时不太重要，而选择大学这样关系考生一生的事情，显然更加重要。考生和家长对这样重要的事情反复权衡应当是其基本权利，即使最后决定放弃或作出更好的选择，都应当被我们的制度所允许。这与诚信无关，而与一个重要概念有关，就是“学习自由”。

 

19世纪初德国现代大学形成之初，就发展出两个重要概念——“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习自由”（Lernfreiheit）。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的观点，学习自由与学生有关，包括“选择学什么（选修课程）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思想的自由”。学习自由的概念与我们一系列教育制度有关，包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和选课，包括不报到、转学、转专业和退课等，浙江大学建立本科生学院、宁波大学建立阳明学院的改革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扩大了学生的专业选择自由。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学生的学习自由有所扩大，但显然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许多。

 

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高考录取和学生报到方面采取严格的计划体制。《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指出，“上一年已被高等学校录取而不服从分配的考生”，下一年不准报考。如果学生报考而又被第二所高校录取，一旦被举报或发现后果非常严重，学生会因违反招生政策而被清退，这样的个案确实发生过。相对于那时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使得考生和家长有了更加宽松和从容的选择，我们确实进步了。如果以所谓的“诚信”之名限制学生的学习自由，其本质无疑是一种倒退。

 

那么，如何在政策和操作中作出调整，不但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又能保证高校教学秩序的适度稳定呢？

 

宏观方面，教育计划部门（大致包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和学生司）在确定高校招生计划时，可以参考高校过去几年的新生报到率数据，允许高校增加一定的弹性计划数招生。例如媒体曾报道2008年青海3所本科高校的新生报到率为90.77%，那么2009年可以考虑允许这3所高校增加计划8％~9％。这样操作，宏观上全国的招生计划总数会有所增加，但高校实际的学生规模仍然保持原额，可以得到很好控制，教育计划部门对弹性的计划作出准确判断，其工作量会有所增加，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会有所提高，但这样的工作显然很有意义。此外，允许一般高校的学生转学到重点高校，会显著提高一般高校的新生报到率，也会提高其学习动力和学习质量，当然也会降低社会整体的高考复读比率。毕竟从时间角度讲，复读是对考生生命的一种浪费。

 

微观层面，高校要做好连续多年的新生报到率统计工作，积极争取弹性计划指标。当然，提高新生报到率的关键在于高校的教学质量，这包括优秀的师资、先进的教育观念和制度、好的学习环境等。此外，努力增加中学生对高校的了解（如举办中学生暑期学校）、增加学生奖助学金的数量等工作也对提高新生报到率有所助益。

 

给予学生更大的学习自由并做好配套工作，在考生和家长幸福感提高的同时，新生报到率降低会成为正常现象，社会会逐渐习以为常。根据2006年出版的《美国大学与学院》的数据，耶鲁大学的新生报到率为67.2%，哈佛大学为77％，作为公立大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39.1％。2006~2007学年美国普度大学公开出版的“数据统计分析”中，该校1997~2007十年间新生报到率在42.5％~35.2％之间波动。

 

《科学时报》 (2009-1-13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