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奖首先要感谢党。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团队。第三，我要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83岁的王忠诚院士是个讷言的人，但他的每一句话都如珠玉掷地有声：“我更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有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齐心协力的合作，共同向疾病发起挑战，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回首往事，“感谢”是老人说得最多的词。然而透过那一幅幅历史的定格，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人如其名，“忠诚”始终是贯穿他人生的脉络。

 

 

王忠诚至今还记得那一次手术。患者脑部长了一个直径约9厘米的巨大动脉瘤，这是有文献记载以来该部位发现的最大肿瘤。更危险的是，这是一个无血栓巨大动脉瘤，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像气球一样充满了血，哪怕是碰破了一点皮都会造成大出血。

 

手术刚一开始病人的呼吸、血压就都没了，不救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忠诚并没有放弃，他一边叮嘱助手们进行抢救，一边进行手术。王忠诚一只手按压住出血点，另一只手慢慢地把动脉瘤剥离出来切掉。在大家的努力下，病人慢慢恢复了呼吸，血压也逐步恢复正常，逐渐清醒过来。王忠诚回忆说：“当时我们想，只要有一丝渺茫的机会，就要试试看。”

 

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脑部是人类身体最精密、最复杂、最神秘的区域，在神经外科领域很多情况下是治好了病，却造成了瘫痪、无意识等不可弥补的后遗症。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张俊廷是王忠诚的学生，他回忆说，入门之初老师曾告诉他：“你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不能为了钻研技术影响病人今后的生存质量，甚至不顾病人的死活。第一是不能死人，第二是不能让病人重残。”

 

脑干曾经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禁区，如果不考虑到病人的预后，单纯强调全部切除脑干肿瘤，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但王忠诚没有这么做，他说：“我想到的是病人的安全，所以我首先研究了脑干旁边的肿瘤，发现把它切掉后脑干的功能和形态都有所恢复，从中我发现了脑干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我还是不放心，毕竟脑干是神经中枢，对于既保留神经功能又进行肿瘤切除我并没有太大把握。后来我考虑到肿瘤是有囊性的，就尝试着先用针穿刺，把肿瘤抽出来，结果发现对脑干功能并没有影响。然而我还是怕全部切除会影响病人的生理机能，就尝试着对肿瘤做部分切除，慢慢地有了经验，才开始对肿瘤进行全部切除。”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知名的神经介入专家吴中学是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说，王忠诚不仅要求学生们医术精湛，还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的心理健康。“老师曾说，我们要让病人身体康复的同时，也得到心理康复。即使回天无力，我们也要让病人带着希望、带着梦想活到最后一刻。”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介绍说，王忠诚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医德考核标准。“手术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和病人怎样交流、该用什么样的药……老先生甚至把一些细微之处都提炼出来。”王晨说：“老先生常说医生要以德为先，他就用这套量化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可不可用，能不能培养造就。”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1995年春天，一个18岁男孩被送入天坛医院。患者的脊髓内长了一个约2.5厘米粗，约22厘米长的巨大肿瘤，肿瘤侵占了病人9节椎体的空间，让这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全身肌肉严重萎缩，体重还不足45公斤。

 

古稀之年的王忠诚接待了这个已经被宣告“死刑”的病人。他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肿瘤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大家回忆说，整个手术过程堪称“艺术”，王忠诚镇定自若、挥洒自如，病人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三个月后体重就增加到60多公斤。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内肿瘤，这例手术震动了国际医学界，被同行们誉为“世纪之作”。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成功治疗世界上最难的枕大孔脑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个脑干和髓内血管母细胞瘤……王忠诚创造出太多个世界第一，荣誉也接踵而来。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白求恩奖章、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1年，王忠诚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权威学术机构——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他带领中国神经外科走向世界。

 

王忠诚自豪地说：“国外能做的先进的神经外科手术我们都能完成，做的效果不比国外差，或者说更有经验。”

 

人们评价说，王忠诚的临床技术已臻化境，然而这炉火纯青却是用千锤百炼、伤痕累累换来的。

 

上个世纪50年代，王忠诚为了掌握“脑血管造影”诊断技术，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X光中。王忠诚回忆说：“一个患者要拍4-5次，我们每次都必须在旁边给患者打药。”整整7年时间，王忠诚积累了2500份资料，终于掌握了脑血管造影技术，并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专著。

 

技术掌握了，但王忠诚的白细胞降到3000，相当于正常人的一半，严重的放射线摧残致使他在此后的近六十年中，多次患肺炎，其中两次严重的肺炎甚至令他徘徊在生死边缘。王忠诚说：“我在学校里学过镭的杀伤力，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那时候条件差，没防护设备，我们豁出去了，必须成功。”

 

就是这种对事业豁出性命的执着，让王忠诚不仅在临床技术上独占鳌头，也让他在医学理论上建树颇多，站在了神经外科的巅峰。

 

王忠诚率先提出了“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总结出一套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同手术入路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打开了脑干这个医学界的禁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从1980年到2008年，他带领他的团队已实施脑干肿瘤手术1100余例，手术死亡率低于1%，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

 

在此基础上，王忠诚又得出“脊髓对于慢性的肿瘤压迫也同样具有可塑性”的结论。从1995年到2007年，他带领团队施行髓内肿瘤手术840余例，无一例死亡和手术致残。

 

 

1951年，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他是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我学过普通外科、胸科、骨科、泌尿科，觉得自己肯定能够救治那些最可爱的人。”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那时头部受伤的伤员很多，可是没有医护人员能够做神经外科手术。“我对神经外科也毫无所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从那时起，我就决心有朝一日要学神经外科，抢救更多的生命。”

 

“抢救更多的生命”——这就是王忠诚对祖国的誓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卓也是王忠诚的学生，他介绍说，为了能够救治更多病人，王忠诚创建了北京天坛医院，扩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并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神经外科培训基地。1990年以来，北京天坛医院每年做神经外科手术约7000余例，目前平均每天做神经外科手术约30台。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张亚卓说，王忠诚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70余人，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1/3是从他领导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或著名专家。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王忠诚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王忠诚的带领下，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医院是天坛医院的技术协作单位之一，院长向德芬回忆说，医院成立时请王忠诚到黔讲学，还请他为一个7岁的孩子做手术。谁知贵阳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医院停电了。有人问王忠诚，安排好的手术要不要推迟?王忠诚说：“7岁的孩子耽误不得，就是发电也要手术。”这台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

 

手术后，精疲力竭的王忠诚连饭都没吃，就直接走进会议室为贵阳及附近市县的150多位医生作学术讲座。“我们想推迟讲座时间，王老不肯。我们只得让人给王老端了杯牛奶。讲座后，所有在场人的人都哭了。”

 

如今，耄耋之年的王忠诚不再做手术了，如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神经外科人才成为他工作的重心。王晨院长说：“王老深切地感受到，专科医生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必须经过很长的培养周期。不是说一个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分配到医院就能做开颅手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王忠诚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王晨院长说：“其实说到底，王老就是要培养出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后备队伍和为病人安全着想的医生体系。”

 

王忠诚说：“如今，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医院、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基地，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王忠诚简介：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我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之一。在医学理论方面，他首次提出“脑干结构与功能可塑性”、“脊髓血管母细胞瘤正常灌注压突破”和“脊髓缺血预适应”等创新理论与观点;在临床技术方面，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并在国内率先采用并推广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建立了神经外科手术新方法，攻克了脑干、脊髓肿瘤的手术“禁区”。他在国内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神经外科医疗和科研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