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智慧长者对谈，往往有时光止步之感，心静神怡，如坐春风；然而，一幕幕历史画面重现眼前，又让你恍然感到时光逆流，思绪回转。

 

八十多年前，温润如水的绍兴古镇。夏夜，总有一个孩子举头望向星空。“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人又有多少根头发？”这呓语一般的追问，被大人们浅笑着轻易化解：“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头发数也数不清。”好奇的孩子迷惑了，带着“探个究竟”的执拗，他在十多岁时用纸筒和两块透镜自制了一架望远镜，放飞了探索的目光，也放飞了科学的梦想。

 

大半个世纪一晃而过，这个望星空的孩子早已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黄种人有10万根头发，白种人12万根，黑种人14万根；银河系有1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整个可见宇宙，大约有1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

 

黑发变白头，老人含笑，娓娓而谈。今天的他，已是我国化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他和他的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然跨进世界前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奇”。

 

他就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徐光宪。

 

 

一落座，徐老拿出的“见面礼”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四张A4白纸，每页规规整整地编了号，打满了细密的五号字。“我南方口音比较重，怕你们听不懂；所以就按你们发来的采访提纲‘做功课’，先把回答内容自己敲出来了，供你们参考。”八十六岁的徐老把纸双手呈给我们，就像一个上交作业的小学生。

 

老人打字并不快。想象着他端坐电脑前，一连几小时敲击键盘的情形，我们更加深信他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在徐老看来，自己挚爱一生的教书和科研，是一切的“重中之重”。“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其实，“举重若重”源于敬业，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幼养成的性格禀赋。从小，父亲教他计算“鸡兔同笼”，母亲告诫他和众兄妹“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之下，小学时的徐光宪就以勤奋刻苦著称乡里。16岁时，为了早日工作养家，徐光宪考入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因战乱转学至宁波高工，在乡下一所破庙里继续学业。靠着白天听课、晚上借路灯“秉烛夜读”的劲头，他啃完了几厚本大学英文教材；高工毕业后，他在上海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利用闲暇时间去附近大学“蹭课”，终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留校任助教后，他比学生更用功，将亚瑟·诺伊斯《化学原理》中的498道习题和鲍林《量子力学导论》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历经家道中落、战火四起、流落异乡等种种周折，他始终保持了“苦读书”的执著与热情。

 

“徐先生的敬业令我们汗颜。他教学几十年，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他总是要求我们在上讲台前，把准备在课堂上说的话想好，准备在黑板上写的字设计好，讲稿要预先印出来发给学生，但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其实这也是他给自己订的规矩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赵深回忆过去，感慨不已。

 

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徐光宪发表了致北大学生的公开信，谆谆告诫学子们“提高自学能力，在家多做习题”，把他“举重若重”的经验推广开来。他坚信这是治学的必经之路，因为，“我的天分并不特殊，靠勤奋，也能‘笨鸟先飞’，同学们更没有问题。”

 

 

1946年，徐光宪获得了公派自费留学美国的资格，考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学期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哥大的助教奖学金。不久，同样攻读化学的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半工半读。不到三年间，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而且当选为美国PhiLamda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Xi荣誉科学会会员，接连荣获两枚“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毕业后，导师竭力留他在哥大任讲师，或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青年徐光宪面前，天高地阔。

 

就在这时，消息传来：大洋彼岸，抗美援朝开始了，美国即将通过法案，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徐光宪苦恼了，他想到了令他牵念不已的父老乡亲，想到了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异国的欣喜，想到了自己立下的宏愿：学成归国，有所奉献。还有，妻子高小霞还有一年就可拿到博士学位了，放弃，她会同意吗？

 

真正的伴侣，心是相通的。高小霞果断地背上了行囊：“留学为什么？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就这样，两人以“回国探亲”为借口取得签证，克服重重阻力，毅然归国。

 

在新中国，他们很快找到了舞台，夫妻俩双双到北大任教。当时的科研条件跟国外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徐光宪却工作得充满激情。1951年，他为学生们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培养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新北大成立后，他主讲新开的物质结构课，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物质结构教材；他服从国家需要调入原子能系统，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使我国的核工业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那时，人心很团结，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那段工作，使徐光宪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学校新开‘物质结构’课，没教材，教育部指定了四个人编写——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还有我。那时，同行们都管他们三个叫‘糖葫芦’（谐音），所以我也常常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串‘糖葫芦’。”徐老笑着，忍俊不禁。四个好朋友暑假“隐居”青岛，从山东大学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书，夜以继日，每人每天写一万余字。结果最后一碰头，总字数超过了100万，才写完原计划的一半！“教育部说，你们人多智慧多，教材装不下，这本只能作为参考书了。那时我讲物质结构已经5年了，有讲义，所以后来就把我的讲义整理修订，作为教材出版了。”

 

这本“讲义”，就是至今在学界仍享有盛誉的《物质结构》。它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化学一级学科领域获此殊荣的唯一教材，发行20余万册，在全国沿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影响十分深远。

 

“他们把它叫做‘China　Impact’（中国冲击）”

 

“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4F轨道模型之间，徐先生才会怡然而坐。”了解徐光宪的人如是说。

 

徐光宪事业的巅峰，是跟稀土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军工任务——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刚刚回到化学系的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四次改变研究方向了。对他来说，“国家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理由。

 

“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像，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却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我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难也要上。”徐光宪和他的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决定放弃国际通用的离子交换法，采用萃取法完成分离。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

 

徐光宪顶住了各界的质疑，打出了一个接一个“漂亮仗”——他建立自主创新的串级萃取理论，推导出100多个公式，并成功设计出了整套工艺流程，实现了稀土的回流串级萃取；他率先办起“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使新的理论和方法广泛用于实际生产，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他还和同行们创建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步放大”技术，使原本繁难的稀土生产工艺“傻瓜化”，可以免除费时费力的“摇漏斗”小试、中试等步骤，直接放大到实际生产……

 

世界惊叹了。

 

那些曾经无视中国的“稀土大国”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中国高纯度稀土大量出口,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下降了30%-40%！现在，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已占世界产量的80%以上，一些长期霸占世界市场的稀土“垄断国”不得不减产、转产甚至停产，一股中国旋风在世界稀土市场上雄劲地刮了起来。

 

有人说，徐光宪和同事们创造了“中国传奇”。

 

所有“传奇”，背后都是百倍的辛劳与磨砺。漫长的日子里，徐光宪住实验室、啃干面包，在北京、包头等城市间来回奔波。十余年甘苦尝尽，他回忆起这段日子自豪依旧：“中国稀土强国的地位终于不被怀疑了，他们把这叫做‘China　Impact’。”

 

现在的徐光宪，仍密切关注着国内稀土工业的发展。他呼吁保护我国白云鄂博矿稀土资源，呼吁增强我国稀土生产的宏观控制，呼吁组织“稀土行业协会”……用他的话说，“我有稀土情结，永远解不开。”

 

 

小时候，徐光宪体弱多病，常去看中医。不曾想，这却让他收获了健康之外的东西。“抓中药时，我看到药铺的柜子上全是小抽屉，上面贴着药名，一清二楚，非常方便。我就想，我以后脑袋里也要有这样的抽屉，把学到的知识分类装起来。”

 

“抽屉情结”让徐光宪养成了收集资料，并分类做卡片的习惯。现在，他的“卡片”已经装满了五个半人高的文件柜。拉开柜门，是满满当当的文件夹，每个都编了号，细心地贴上了资料类别。

 

“我用的是自己的分类方法，和现行图书分类法不同。”徐老颇为得意地指着那些编号解说着。我们惊讶地发现，老人的思维触角早已突破了理科范围，向“文理交融”的广阔空间延伸；他现在最大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一本新的《知识系统分类学》。不管每天日程多紧张，他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写作。

 

“我把知识系统分为三大子体系。一是哲学宗教。哲学处理精神世界，宗教处理信仰世界；二是文学艺术。它们处理情感世界；三是科学技术，负责处理物质世界。科学技术又分为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文理交叉科学等七个分体系。”

 

徐光宪的分类法清晰简明，令人耳目一新。翻开他已经写了十几万字的初稿，老人从“建立新的知识系统分类法的重要性”谈起，讲到“知识分类的现状与不足”，再带你回顾“人类知识系统分类的历史发展”……条分缕析中，趣味盎然。

 

徐光宪虽是知识分类的“业余专家”，研究却可谓深透：“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门学科：语言、图腾、技艺；2000年，已经增加到5000门；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应该有20000门学科，其中15000门是等待新创的。中国人至少要创造1/5。你们年轻人要在2050年前担负起创造这3000门新学科的使命，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能够创新。我认为，创新将是在学科交叉的领域里。我对咱们的年轻人很有信心。”轻抚书稿，徐老憧憬着，神情坚定。

 

宝玉出山，自有巧匠上门。徐老的书稿尚未完成，人民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闻讯，主动向他约稿。徐老把出书日期圈定在2007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精彩的期待。

 

 

生活中的徐光宪，是个众口交赞的好人。

 

他重感情，对已故去近8年的老伴高小霞深情依旧。大半生以来，他和高小霞既是事业上互相支撑的好同志，更是生活中举案齐眉的好伴侣。当高小霞因骨折而坐上轮椅后，每天，在夕照下的未名湖边，都能看到徐光宪推着她悠然漫步的身影。他为她读书，为她加衣，为她熬夜读书而“严厉”地下“黄牌警告”；在高小霞患癌症病情加重的日子里，徐老衣不解带地守在病榻前，任谁来“换班”都不肯离开。追悼会上，徐老最后一次深情拥住高小霞，泣不成声。“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小霞的健康，使她先我而去。”

 

他爱学生，为满园桃李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热情。“我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他们今天的成就早已超过我。例如在串级萃取理论方面，严纯华和他的团队，取消了我的一个根本假设，使之能适用于重稀土元素的分离，使串级理论更趋完善，又提出‘联动萃取’的新技术，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在量子化学理论方面，黎乐民早已超过了我。在微乳萃取和肿瘤早期的红外光谱研究等领域，其主要理论是吴瑾光在国际上最先提出的。在稀土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黄春辉取得了卓越成就，最近获得‘何梁何利’进步奖。在分子磁体的研究方面，高松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现在，徐光宪的门生很多已成为院士、长江教授或学科带头人。谈起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成就，老人无比骄傲。

 

学生们忘不了的是，先生带他们到家里，利用晚上答疑解惑，每次写下的稿纸就有几十页之多；先生让出出国访问的名额，让出担任实验室主任的机会，把锻炼与发展的舞台送给他们；先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却在学生上台挨批时挺身而出，向造反派担保“他们绝不是特务”……现居美国的黎健夫妇永远记得，在因孩子脑瘫而陷入痛苦的日子里，是敬爱的徐先生按月用稿费接济他们，还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亲手烹了烧鸡、八宝饭摸黑送来。提起此事，徐老一再念叨的却是：“帮不了他太多，我这做老师的心里不安啊。”

 

徐光宪关心的不仅是自己的“门生”。北大化学学院本科生任桑桑对徐先生的一次讲座记忆犹新：“听说徐爷爷要来演讲，同学们都沸腾了，大家很想亲眼见见这位胸怀祖国、关爱学生、德高望重的化学界泰斗。当天下午，教室里挤满了人，到场的不仅有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还有其他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老师，甚至考古系等文科院系的同学也来了，不少同学是站着听完讲座的……徐先生讲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幻灯片上一句句让我们眼前一亮、心中一颤的话，想必是先生八十六个人生岁月的积淀，是先生生命脉络的写照。这次讲座，我们学到的真的很多。”一位名为刘振飞的同学也感慨不已：“这次讲座，徐老曾四次修改讲稿，并且亲自制作了幻灯片，可见他做事之严谨、对学生之负责。”

 

甚至,对素昧平生的所有人，徐老都怀有一颗慈爱体贴的心。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他把《物质结构》一书的稿费5000多元全部捐给了北大技术物理系工会，让工会用来补助困难教职工。当时，5000多元是很大一笔钱，听到徐光宪“不要声张”的请求，工会的同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1988年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晚上，徐光宪写致辞写到很晚。因为怕打扰黄金陵休息，他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借助微弱的灯光俯首疾书。半夜醒来看到此景，初次谋面的黄金陵感动不已……

 

这一切在徐光宪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处世信条——推己及人。“我认为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你怎样对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你。所以，凡事多想想别人的感受，总是好的。”说到这里，老人一顿，“季羡林先生有句话：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些，就叫好人。后来王选讲，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其实他考虑别人远比考虑自己多。他一直住着75平方米的房子，不搬进分给他的145平方米的新居，说要让给更需要房的中青年学者。这方面，我还差得远。”

 

徐老的言笑，透出天高云淡的从容之美。这种从容来自他内心的淡定充盈，来自他的健康与快乐。每天，他用散步代替交通工具，信步于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生活波澜不惊，却在一派平和中洋溢出生机与活力。老人自认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能与世人分享的，只有久经历练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情绪，要有一个参考坐标系；快乐不快乐，就看你的坐标原点怎么定。”

 

 

 

徐光宪，化学家和教育家。1920年11月7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市，祖籍上虞。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底赴美国留学，于1951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PhiLamdaUp-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及SigmaXi荣誉科学会会员。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1994年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1989-1993年，当选为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稀土学报》主编。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徐光宪的研究横跨物理化学、核燃料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领域。他在我国较早开设物质结构和量子化学课程。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他和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一起在北京举办物质结构暑期进修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物质结构课的师资。上世纪50年代末，他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提出萃取机理的分类法，准确测定大量溶液化合物的稳定常数和两相萃取平衡常数，为国际手册收录。1976年他提出串级萃取理论，并在全国推广，把我国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量子化学领域中，他对化学键理论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原子价的新概念、nxcπ结构规则和分子片的周期律。同系线性规律的量子化学基础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特征研究，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徐光宪著述颇丰，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科书8种。他所编著的《物质结构》一书1988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2005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桃李满天下，师德传四方。

 

徐光宪教授已在我国化学界辛勤耕耘了50多年，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要学习他勤奋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作风，以及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的崇高品格，并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几十年来，先生为适应国家需要，四次变更科研方向，每次都能看准前沿，迅速取得累累硕果，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为祖国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的强大精神驱动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具有广博深厚的学科基础。

 

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则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其余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