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艾滋病动向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教授岩本爱吉，利用短暂的周末间歇再一次飞到了北京。以这样的方式每月至少一次往来于东京和北京，已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日传染病合作研究项目的日方总负责人，这位既从事临床医学研究又开展基础研究的传染病专家，自2006年5月东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成立两个联合实验室——分子免疫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以来，他的公休日无形中就被取消了。在日本，他作为医生为患者进行治疗，同时，为了解决从中发现的临床或科学研究上的问题，他与年轻研究员一起开展研究工作。在中国，他已选派了5名日本研究人员长期驻守北京，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和生物物理所的科学家一起开展传染病研究，而定期考察研究进展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

 

为了协调中日双方合作中的日常事务，东京大学在北京为中日联合实验室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北京事务所。林光江教授是负责人之一。她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岩本爱吉通过治疗艾滋病患者，分析其易发并发症，证明了艾滋病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证明了日本流行的艾滋病具有特异变异性等成果；同时，在曾被称为日本“国民症”的乙肝研究方面，他证实了日本成年人的乙肝并非日本固有的病毒，而是具有欧美基因的病毒。

 

2008年11月16日，在岩本爱吉登上返回东京的飞机前，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

 

岩本爱吉介绍，从2005年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新发、再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在东亚国家建立了研究基地。其中，在越南河内、泰国曼谷建立的合作研究基地属于“垂直式”援助性项目。而中日联合实验室与此不同，它是从“零”计划，基本按照岩本的想法——在亚洲进行传染病研究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建设的，属于“水平式”合作研究。岩本认为， 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病毒是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科学家只有携手合作，才有可能在与病毒的较量中取胜。

 

“为何选择中科院两家研究机构合作？”记者问。

 

“日本与中国的合作需要选择具有同等科研能力的研究机构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而中国科学院有特别优秀的科研团队。其中，微生物所有细胞培养室等设备，研究人员有国际科研机构工作经历；通过微生物所，东京大学还能与北京的3家医院进行合作；生物物理所有共聚焦显微镜、活细胞荧光显微图像系统、细胞培养室等科研设备，在结构生物学方面特色明显。所以，我们派了研究人员和中方科学家一起开展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研究。”

 

中科院微生物所该项目负责人高福告诉记者，他们作基础研究需要的病例数据可以从合作的东京大学临床医院获取。同时，东京大学也可以更多地使研究区域化，而非限于本土。

 

已有20年科研工作经历、目前在生物物理所工作的东京大学教员松田善卫说：“我们研究的范围仅限于艾滋病，而且目前专门作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艾滋病特别复杂，至今HIV-1的感染者大多数在非洲，但中国感染者也不少，在人口高密度国家作病毒感染研究主要应考虑潜在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危险性较强，研究工作开展越早越好，利于防控。”

 

他还告诉记者，在来到中国之前，他还不知道中国的HIV研究水平已与美国和日本差不多。在所有会议上，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研究的领域中，中国还有从纳米角度开展研究的科学家。

 

高福告诉记者，目前中日联合实验室发现：日本东京地区和中国河南地区感染艾滋病的人群易感性与欧洲人有所不同，但这个新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每个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各有自己的课题。

 

在禽流感研究方面，中日双方举办的双边禽流感会议在网上公布之后，第二届会议就引来了美国人，第三届会议来了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科学家。这一合作举办的会议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会议。为此，高福感到很欣慰。

 

 

中日联合实验室仅仅是中日科技合作的一个新亮点。

 

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日本事务负责人介绍，1978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两国政府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基础上，相继签订了《中日文化合作协定》和《中日科技合作协定》。中日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就中科院而言，1978年之前，中科院与日本的科技交流，考察性项目居多，合作研究仅有1项。

 

1978年和1981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培源和院长卢嘉锡先后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邀请日本文部省、科学技术厅、日本学士院、日本学术会议、日本学术振兴会等政府和学术团体的负责人访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科院遵循“官民并举”的方针，合作进入空前活跃期，双方取长补短，相继开展了大规模合作研究，许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不断增多。

 

如1980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与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等开展了宇宙线联合观测，双方在我国西藏甘巴拉山上海拔5500米处建立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山乳胶室，开展了超高能物理实验，探讨了基本粒子的结构和高能粒子相互作用的规律。双方学者向各界宇宙线国际会议提交了两国较高水平的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重视。在此基础上，双方又于1989年在西藏羊八井海拔4300米高处建设了宇宙线地面观测站，研究在天体环境中发生的超高能物理过程，在1994年观测站获得了15亿个宇宙线事例，取得了国际瞩目的物理结果。1996年，观测站又成功观测到KR501的10TeV信号发射，在国际上首次利用空气簇射阵列手段观测到伽马射线源。2006年中日科学家发现，作为整体，在太阳系附近的宇宙射线等离子体和太阳系一样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就像大气层会随着地球旋转一样”。这是“第一次有实验证据直接证明”宇宙射线等离子体和恒星、气体物质一样环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的推测。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所和日本理化学所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双方互派科技人员访问，切磋技艺、取长补短，推动各自加速器发展，以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进入新世纪，气候和环境变化成为国际科技界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和日本的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两国的合作重点转向国际和区域性共同关注的领域，如能源、环保、新型传染病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在战略层面推动交流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与日方高层共同发起举行了中日科技战略与政策研讨会、中日科技高层人士圆桌会议等，共同探讨科技体制改革等问题。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负责中日合作项目的工作人员，给《科学时报》记者提供了30年来中日科技合作的诸多线索。其中，中国科技大学与东京大学10年的合作成效十分突出。

 

197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时中科大和东京大学就建立了合作关系。从1982年开始，东京大学的教授专家们频繁地到中科大访问、讲学，给中科大带来了新时代的信息。中科大相当一批教师借助合作项目到东大访问、学习，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东京大学植村恒义帮助建设了高速图像检测研究室，佐田登志夫帮助建设了故障诊断与振动实验室，柳田博明帮助建设了陶瓷材料学科，营野卓雄帮助半导体中心建设……其中，火灾实验室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际上有名的实验室。有关档案显示，东京大学与中科大开展合作的科学家中，有3位日本科学家先后获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合作奖。

 

1992年，中日将这一合作扩展到国家范畴。1993年，中科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署据点式大学群交流项目。在中科大之外，中方有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参加合作；在东京大学之外，日方有大阪大学、九州大学、东京工大、东北大学参与双方合作计划。双方科学家每年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联名发表在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有60~70篇之多，培养出大批年轻中国科学家。2000年之后，双方合作站在更高起点上，科学家共同选题，制定了符合双方利益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合作计划。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合作领域主要在环境保护与能源材料技术，由中国科技部与其共同资助了6个联合研究项目，上述中科院两个联合实验室则为其中之一；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其共资助了23个联合研究项目，包含中科院的8个项目。

 

 

中国驻日使馆对中日科技合作给予了这样的描述：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促进了中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1998年11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关于在科学与产业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协定》、《中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环境合作的联合公报》，确定了包括科技项目在内的33个具体合作项目。2000年10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访日期间，又签订了《中日风送沙尘的形成、输送机制及其对气候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协议。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共同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信息通信产业合作、环境保护合作、防灾治灾合作、能源合作、科技合作、渔业资源保护等多项与科技有关的合作领域。目前，上述合作协定、协议正在顺利实施。

 

2003年2月，中日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0次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双方认为，中日科技合作，不仅对两国、对东亚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双方应在互信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着重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和高层次的交流，鼓励双方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积极参加合作。双方约定，今后日本民间机构和企业将作为“合作机构”参与政府间的项目合作，享受公立机构的有关待遇。双方确定将生物技术和 （含农业和食品技术）、信息技术（IT）、材料（纳米）、环境和能源、社会基础技术等5个领域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合作领域。

 

近年来，日本大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日本住友商事与上海交大签署了产学联合的技术开发、经济合作及人才培养等全方位产学合作协议。这是继日本三井物产后的第二家大商社与中国大学的全方位合作，其目的是利用上海交大所拥有的生物技术、纳米新材料技术的多项成果及知名度进一步拓宽其商业渠道。双方将通过共同开发及委托研究、人才交流等形式加强合作，对有希望的技术开发项目，双方共同出资，在中国建立合作公司等。

 

又如，日本大金公司在空调技术开发领域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了清华—大金研究开发中心，这是日本空调企业首次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双方各派10名研究人员，重点是从事节能、环保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继东芝、理光、富士通等大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之后，NTT DOCOMO公司为了加强中日民间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推进第四代移动通信（4G）及相关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在北京设立都科摩（DOCOMO）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日本NEC也于2003年9月在北京中关村又新设了NEC中国研究院，其研发重点是面向下一代互联网的移动通信系统技术。

 

据日本方面统计，目前，日本在华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技术企业已超过1000家。另外，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的智力引进和技术培训稳步发展，通过日本花甲协会、日本海外开发会(JODC)、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日本技术协会等组织每年引进500多名“花甲专家”，到我工农业生产和科研第一线帮助开展技术革新，并传授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发挥了较大作用，其中部分专家获得国家“友谊奖”和有关部门颁发的“国际合作奖”。

 

同时，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派遣了大批研修生。据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统计，自1992年到1998年，中国累计向日本派出各种类型的技能研修生达12.3万多人。

 

中日关系问题研究专家指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回顾30年中日两国科技合作，不难看出，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也可成为世界和平的使者。

 

《科学时报》 (2009-1-7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