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丘成桐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王丹红/摄
“本人在教育岗位上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工作，但是，请我对中国当前教育发表意见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因此，我今天要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略抒管见，不足之处，先请大家包涵。”
6月2日下午，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来到北京中关村，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研究生院联合举行的公众演讲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的开场白。
在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丘成桐论及中西文化对高等教育的不同影响，其中不少观点直指中国大学存在的弊端。
质与量：当今中国教育的最大难题
丘成桐认为，“质”而非“量”恐怕是现今中国教育的最大难题。
“几年前，教育界一位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
丘成桐认为，19世纪末，中国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但教育未能独立于政治。这使大学的独立精神受到局限，并进而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
“今天，中国许多名校以出了多少政府部长为荣。比如，某名校举行百年庆典大会，政府高官云集，大学的手册中有一句话：‘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丘成桐说，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领导人出席大会表明对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视，然而学校领导应有全面的办学目标与理念。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与西方已愈拉愈近，但‘文革’让这些进展付之一炬。‘文革’后，教授已感韶华不再，不愿意从事创造性工作；‘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部分‘文革’余风仍在。”他说。
“另外的困难是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和对西方教育的理念认识不深。‘文革’后遗的不安全感在大学中影响很大。现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国。大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美国学习，盛况空前。”
此外，“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丘成桐指出，“无论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大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丘成桐认为，人才凋零、资助不足、评审制度不健全、人文培养缺失、开放性与普适性不够、研究与教学脱节、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等，是中国教育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才凋零，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他们可以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资助不足，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还不及美国主要大学资金的十分之一；当人才或资助不足时，同行评审制度便漏洞丛生。对以从事研究为主的教授而言，从研究基金取得的资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资助，其结果不堪设想。而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绝，便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学术界政治。”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尝试用公正的准则来评比教授。为了公平行事，它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部分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核其他大学。这种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政治关系更复杂。对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而言，这种做法并不是健康的。”
“上述以数量为标准的评审制度，虽貌似为客观，但却与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除了‘有教无类’外，孔子还以为要‘因材施教’，即是因每个人的出身天赋气质等进行个别教育。”
丘成桐认为，当政者都了解到现行的评审制度要加以改进，仅以量为判别标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但是，如何去落实一种以质为基础的评审方法非常困难。“国内世界级的专家寥寥可数，更使这种评审方法无法服众。”
“官员们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国外同行参与同行评审。讲到底，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外或是惧怕他们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我的建议”
丘成桐认为，怎样去透过相互的了解和从本身的价值出发，消弭当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崇高任务。
丘成桐希望通过科学和艺术，让学生们懂得欣赏自然的真与美。“年轻学子要培养出对科学艺术中的基本问题的浓厚兴趣。学术大师要被介绍到国内，而本土亦要培育出学术大师。这些学术界的领袖会指出正确的研究方向，找寻需要解决的适当问题。”“应鼓励激发学生的激情和梦想，惟有激情的奋发，青年学者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迈进。”
他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我认为，当代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里，传统理念比现代理念更重要。”
他强调学术自由，“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但完全开放的、形态调控的大学在当前中国并不能一蹴而就，过于急躁，没有意识，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不安。学术自由每每与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我们必须讲清楚，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可能”。
他建议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评审制度，“20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他认为，这30多年中国体育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体育的成就争议性较少。“但学术的成就却影响整个民族前途，不可轻视。”
“我相信中国确实有能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就是最好例子。”丘成桐说，“我渴望在短期内在国内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只是一个，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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