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震撼世界，也牵动了关注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人们的心，因为这里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域之一，60%的大熊猫保护区和80%的大熊猫种群分布在这一区域。

 

这里有卧龙、黄龙、九寨沟、白水江、米亚罗、长宁竹海、唐家河……地震灾区内分布着30余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区，它们具有国家乃至世界性的重要价值，它们受到的危害以及恢复和重建将不同于一般地区。

 

近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两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就四川地震灾区自然保护地的恢复与重建开展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应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启动此次地震对保护地的影响评估。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家林业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林业大学、内蒙古教育学院等组织和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地震发生后，我们能做什么？”讨论会主持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BA）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提示与会者：“面对这样的大地震，人类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都十分有限。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在保护区的恢复和重建行动开始之前，作出较为清晰的目标判断。”

 

他提出了以下问题供与会者讨论：

 

这次地震对景观类型保护地的影响；对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类型保护地的影响；紧急救助措施的环境影响；防疫消毒等的措施对动植物、水体等影响；暴露出的游客安全保障问题；重建过程中百姓可持续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选择；民居、建筑、设施防震标准的确定；震后重新规划和布局应注意的问题；观察野生动物习性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会；保护地内外灾情对比展示出的保护地生态服务功能；注意对地震遗迹的保留等。

 

“这次震区正处在生物多样性最热点的地方，是灾难，也可能是机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解炎说，“以前，我们头疼的是保护区内人太多，无法让他们迁移出来。重建时，是否可以将保护区的功能定位考虑进去。”

 

 

“四川地震发生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上一次地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到google上查，但没查到。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作为专家，应该监测和记录这些事件，积累这些重要资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处处长N Ishwaran博士说。

 

“现在有大笔资金在支持重建，商业愿意进入，当地居民则希望恢复原有的住房，但重建过程有很多问题必须当心。”他强调了重建中科学所应发挥的作用，“2005年的印度洋海啸之后，政府规定在离海岸500米之外的地方才能建住房。但当地人和商人仍在500米之内建房子，因为有经济利益。因此，必须有权威机构来阻止错误方向，提出建议。”

 

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环保作家沈孝辉指出，因为认识上的误区，人类从自然保护的角度做了很多没有效果的工作。

 

沈孝辉举了1983年的箭竹开花事件——箭竹一般存活60年左右开花死亡，然后从种子到成林，需要10年。当时宣传力度很大，以为熊猫的生存受到威胁，连小学生也将零花钱捐出来了。但实际上，这次开花并没有对熊猫造成什么威胁。这就是教训——灾害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科学的态度是，首先要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对策。

 

解炎的观点言简意赅，她认为，就野生动物而言，减少人类对它们的干扰就已经是保护了。

 

“汶川震区最大的灾害不在别处，而是滑坡。”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韩同林说，因为地处峡谷地带，坡度陡，人口密度大，植被破坏严重，这里大量出现滑坡。“据我所知，在植被覆盖很好的地方，灾情并不是那么严重。这样看来，造成灾难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掺杂有人为因素。”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献溥指出，地震区处于横断山，对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很重要，也是世界自然遗产集中的地方。这次卧龙受灾严重，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可以让我们按生物圈的管理模式重新考虑。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魏娟带来了联盟2005年10月所出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对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中自然保护地现状受损情况的评估。她建议加大对保护区中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的应对能力。

 

“确保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尊重农村社区和他们所积累的智慧等。只有那些能反映社会、文化、精神和经济需求，并有坚实科学基础的实例，才真正有用。”

 

这句话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纲要。

 

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白爱莲说，福特基金会强调以人为本，救灾战略一是要对灾害进行合理及时的评价，一是要真正了解对方需求，恢复保护区时更要考虑对社区的影响。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法中，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共管的字眼，所以也没有让社区参与重建。很多地方建立自然保护区时覆盖了已有的村庄，但从来没有考虑那些土地的使用权是否已经得到合理补偿。”白爱莲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毅强调：“重建问题真的需要用科学态度来严肃对待，这个过程也真的需要社区的参与、整合和发展。”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文军对此表示同意：“以前社区内部存在的自组织、自我管理等模式已经慢慢被官僚体制削弱了。借助这次机会，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恢复和重建社会的自组织、自管理等。社区居民本身就有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阶段有合作的基础。”

 

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另一个咨询会上，专家们再次呼吁：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在恢复重建的统一规划中，应注意保留两个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与自然融合的生活方式和地方性知识。在移民方面，要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划一，特别要尊重当地社区的意愿和选择。

 

他们强调，保护地的评估与规划要避免“一窝蜂”。首先，对人的救助安置与恢复重建不同，前者需要快速应急，后者需要慎重远虑。保护地的恢复重建更是如此，其评估和规划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确保质量。

 

其次，保护地的恢复重建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为避免周边地区已开展的恢复重建给保护地带来负面影响，建议开展恢复重建对保护地的影响评价。

 

第三，目前组织对保护地受到地震影响的综合评估有一定困难，可以采取先专业评估再综合的办法，并提倡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避免重复投入。

 

第四，对保护地的评估应当确保客观和中立，防止部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