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师讲鲁迅能让他的学生都喜欢上鲁迅，讲胡适能让他的学生都喜欢上胡适，那就是最大的成功。大学老师能影响学生的趣味，是老师的最高境界。
培养学生的趣味，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趣味如何培养，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大学老师应当有这个意识，比如自己学术上的偏好可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要强化自己的偏好，而不是一定要迁就教科书，中国的文科教科书是最无趣味的，如果大学老师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教学偏好，那么学生的趣味就会出问题。大学老师能影响学生的趣味，是老师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个老师讲鲁迅能让他的学生都喜欢上鲁迅，讲胡适能让他的学生都喜欢上胡适，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趣味可以共存，但趣味有排斥性，没有排斥性就没有趣味，喜欢鲁迅的人看不起胡适是正常的，反过来也一样。学术不重视趣味，很难有高境界。中国史学界很多人喜欢陈寅恪的学术，除了学术本身外，主要还是喜欢他的趣味，他研究的那些问题除了社会意义外，还有很强的个人趣味在其中。学术是智力活动，有趣味和有复杂性才有意义。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也曾被认为是很无聊的问题，但这体现了研究者的趣味，其实背后有大问题在，这已是学术史上的常识。研究小问题最能见出学者的趣味。
大学老师的个人趣味一旦影响了学生，一般来说就成功了一半。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回忆他的大学生活，经常提到一些有趣的事。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不但能看出程先生的学术趣味，也能看出程先生如何用趣味影响他的学生。他讲了许多学术史上的佳话。有一则是关于黄侃和陆宗达的。他说：“研究训诂学的陆宗达先生，在北大读书，上到二年级，黄先生离开北大到武昌，陆先生就不要北大的文凭，跟着黄先生到了武昌。后来陆先生很有地位，北大又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给他。”
学生跟着老师走，其实主要是跟着趣味走，老师在哪里趣味就在哪里。现在的学生是跟着学校走，跟着利益走，什么学校好找工作，什么专业来钱快就跟什么专业，趣味下降事关学风，其实是高等教育中的大问题。
学生没有趣味，就不会判断讲课和学问的关系。老师把课讲好固然重要，但讲课本身不是学问。周作人、沈从文讲课难称一流，但学问好，总为后人称道。讲课好的老师，如果有学问就更好，但二者兼得是最难的，所以大学里一般还当以学问为上。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容易喜欢听老师讲课，但老师应当提高学生的趣味，让学生明白学问才是大学里的重要内容，到大学里来是提高对学问的兴趣，懂得学问的门径，不是来听故事和朗诵的。程千帆说：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敬重的是老师的学问，至于老师们课上得怎么样倒不讲究。老师们当中，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很有条理，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然后一一讲析，令人佩服。”
旧大学和新大学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这些细微处。大学里的学术趣味通常会保存在那些奇人、怪人身上，所以现在大学文科教育要提倡个性，主张趣味，要把学术做得好玩，不要把学术搞得一本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