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伯尔杰·约翰逊教授和斯文·李丹教授前不久莅临复旦大学。在演讲中，他们告诫中国听众最多的是科学研究不要太功利，不能仅以争夺诺贝尔奖为目标。两位评委的肺腑之言出现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少有些针对性。对诺贝尔奖的渴求是中国人的一个梦，但如今，这个梦中掺杂的过多功利因素和实用目的，两位诺贝尔奖评委是明显地感觉到了，所以才会有此言说。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需要诺贝尔奖，还是需要足以影响人类进程的科研成果，怕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前者。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在我们的各级教育和宣传中，“评奖主义”已经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学者学术水平的衡量，还是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估，各类奖项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甚至唯一的依据。

 

价值判断的标准一旦确立，就保不准有人会舍本逐末，以“跑奖”为目标。这如果仅仅属个人的个别行为倒也不可避免，但现在的情况是，“跑奖”的主体正在由个人扩展到单位甚至地方省市，形成地方省市、单位与个人几方进行学术名义的非学术性角逐的共谋局面。这就成问题了。

 

在面临评奖时，人们想的不再是成果本身的学术性，而是千方百计地要了解有何小路可走、有何暗道可钻，注意的是人脉关系的疏通、人际交往的非正常途径。公关为主，学术为次，如此的颠倒主次就像包装费用大于商品的价值一样属于不正常。但在大学里，这类的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成为“正常”的一部分，一切就变得复杂化了。

 

笔者一向以为，让学者在学术圈内外吆喝自己的学术成果，既不是他们的特长，也不合乎他们的身份。同样，学术推广所耗费的精力超出科研成果本身的努力，也会让真正的学者顾此失彼、左右为难。但是，目下的情形是不掌握这个本领，仿佛出国留学前没通过托福，一定是努力不够的证据、综合能力不强的表现。

 

在几块月饼外包裹以精美礼盒，外加洋酒、手饰等，一看就知道是豪华包装。但学术成果的豪华包装要艺术得多，鉴别起来也要麻烦得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让提了，达到“某某领域的先进水平”总还可以说；“填补某某领域的空白”太扎眼，用“价值一流”、“重要价值”或“很高水平”之类，意思也差不多。

 

问题还不仅是这些。当这一切变得“正常”之后，它的负面效应就会立即显露。如果公关、“包装”可以大大提升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可以因此而获奖，得到远高于成果本身所应得的荣誉和实际的利益，学者是否还会保持原有的坐冷板凳的耐心和精神就值得疑虑了。而教师不再专注于研究本身，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学生。试想一个教师热衷于学术以外的事情，他所教的学生能不受影响吗？

 

“评奖主义”反映在大学的教学管理过程之中，就是一种技术性管理的盛行。其表现便是，教学往往被细分为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似乎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表明完成了教学任务。与其说这是为了促进教学，不如说是便于管理和评比更合适。

 

我们现在很难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听到或体会到“快乐”、“幸福”、“个性”和“学术的趣味”这些主观性较强，却充满人情味的东西，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教学只是为了教学，听课只是为了听课，大家好像都在完成任务。而与此同时，教学管理部门却在乐此不疲地出台各种具体的规范、热烈地进行着“精品课程”之类的评选。荣誉游离于实际之外，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

 

我们不能总是等外国人提醒过后，才意识到自身的急功近利。同样，也不能总是把外国友人出于客气而对中国的赞美之词完全当真，特别是应该从“评委崇拜”的不正常心理中走出来。我相信伯尔杰·约翰逊教授、斯文·李丹教授都是怀着善意并且是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但作为客人，他们所说的中国大陆学者将在“20~25年内获得诺贝尔奖”，也主要是一种美好的预言。因为既然不再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又何需在乎多少年之后能获奖呢？

 

走出“评奖主义”，放弃急功近利，我们就失去了有效的管理手段，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了吗？也许在“走出”或者“放弃”过后，我们得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