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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效民：用“四姨太效应”描述学术腐败现象并不恰当 |
| 其在逻辑上就不能完全成立 |
针对国内的学术腐败现象，前些时候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提法：“四姨太效应”。其大致来源是：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却又最终败露。四姨太起先的如意算盘是，虽然暂时假装怀孕，但因为引来了老爷更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怀孕机会，日子一长，假的就变成了真的。到了那时，就算是有人知道并告发当初的作假行为，又能怎么样呢！
在当前的学术机制下，的确也有一些相类似的情形，比如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在科研实力上并不够资格申请到某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经费，但通过弄虚作假得到大量经费支持（在现有科研机制下，经费支持的多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乃至于命运），随后该单位就有可能真的壮大起来了，如用优惠条件挖几个本领域重量级的学者，使单位实力大大提高，这时候原先假的也就变成了真的。此之谓学术界的“四姨太效应”。
“四姨太效应”的提法十分贴切形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仔细琢磨后却又觉得有些地方并不妥当，甚至能否成立似乎也值得商榷，本着就事论事、质疑讨论的原则，择其要者，一吐为快。
首先，四姨太假装怀孕后能得到什么样的资源有必要进行区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年事已高，身体资源明显有限，当四姨太假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她很可能不仅不能增加受孕的机会，反而会降低其受孕的概率——既然四姨太“怀孕”已定，老爷理所当然应更多地去找别的姨太太以求多子多福，这也许正是四姨太怀孕计划最终落空的原因。当然，绫罗绸缎、珍珠玛瑙，以及美味佳肴，甚至乌鸡白凤丸一类的特殊补品等等资源，不难想见四姨太在假装怀孕后肯定会名正言顺地捞到不少，但是所有这类资源对于四姨太最渴望的目标——怀孕来说，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当四姨太宣称已经“怀孕”后并不能必然导致其增加受孕的机会。
其次，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以预见四姨太怀孕造假的把戏最多玩儿十个月就必然露馅，这与当今学术造假的复杂性、隐蔽性以及学术打假的艰巨性、长期性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四姨太自己后来很快因造假失败而遭遇的悲惨命运也说明了这一点。“黄禹锡事件”败露后，美国《科学》杂志编委会在哀叹“黄禹锡事件”可能是这份世界科学界声誉最高的刊物创刊125年以来，所遭遇的“独一无二之事”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地表示，仅靠技术手段无法保障当今科学的诚信，任何技术手段都难以防范蓄意和精心的造假行为。对于今天各种内外利益错综复杂于其间的科学研究来说，其评价已远不是单纯地依靠同行评议来判断是否促进了知识增长——这也比鉴别是否怀孕困难得多，而是大大多元化、复杂化了。因而用四姨太怀孕造假这种类似于判决性实验的极端例子（而且其本身是不成功的），来隐喻科研领域里的造假行为及其得到的巨大收益，不能不说是缺乏普遍意义和代表性的。
此外，从技术手法上讲，四姨太的骗术既不能算高明，更不能说歹毒，反而透着些许天真和单纯（就是到最后人家也没有干出诸如“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这从她为人处事的率直方面也不难看出来，而其结局却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逼疯了。以这样一位本性质朴却命运凄惨的弱女子来代表当代科研领域那些长袖善舞、老谋深算的假丑恶者实在是不够“厚道”，于情于理均不相宜。
综上所述，所谓“四姨太效应”在逻辑上自身并不能完全成立，在现实的实践应用中又由于太过刚性和极端化而缺乏普遍代表性，因此用“四姨太效应”描述、指称当前的一些学术腐败现象并不十分合理和恰当——“四姨太效应”可以休矣。（原题《“四姨太”能得到什么资源？》，载于2008年2月22日《科学时报》）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