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我演讲的题目是《弄花香满衣——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首先谈谈“上大学”和“读大学”的区别。外国人到中国来，常对中国语言的表达感到疑惑。中国人讲“吃食堂”，外国人就问老师：“食堂怎么可以吃呢？那么‘吃’北京饭店可不可以呢？”老师想了想说：“也可以”。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中国人是凭语感的。引申过来，“上大学”就是到大学里读书，那么“读大学”就不一样了。大学是一个机构，一个知识共同体。你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念书，也是在感受这个机构，阅读这个地方。很多人只是在这里“念书”，没有在这里“阅读”。“上大学”讲的是在大学里读书、上课、嬉戏、游乐；“读大学”则是把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来阅读。同样是读大学，你在浙大，我在北大，他在南大，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就在于不同的校园氛围。

 

今年（2007年——编者注）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因为我是77级的，不断有人来请我谈高考的问题。我觉得谈论往事，更多的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大学往哪走、怎么走？跟你我都有关，不要觉得自己是小人物就觉得事不关己。下面，我谈六个话题，也就是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在今日中国，“大学”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媒体上也经常会出现关于大学的报道。但在国外，大学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除非出现诺贝尔奖等重要事件，否则，关于大学的报道是不会出现在报纸的头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一，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各项改革进程，和大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二，扩招后，大学也和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国外的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基本已经定型了，我们的大学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

 

什么是我们最关注的大学新闻？是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它与你我的学习和生存状态都息息相关。十年之间，我们的大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有关部门发布的数字表明，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700多万，而且还在增长。即便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中国大学生人数天下第一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现在的校园再也不是当年孤高的那个象牙塔了。大众关注大学的现状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纳税人，我有权知道大学的钱是怎么花的，有没有挪用其他的款项？但是我希望媒体在这样的关注中能走出愤青的思路，而作出理性的思考。

 

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的话题被三种力量所纠缠：政治化、娱乐化、商业化。政治家和传媒通过政治角度和娱乐角度来阐释大学、解读大学。作为文化人、读书人、学生，你怎么看大学呢？我觉得，所有搞教育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搞教育的人常说“百年树人”，他们的核心思路就是：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只要付出必有回报。“着眼未来”是教育家的想法。

 

 

我谈大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文学研究的趣味和思路带到教育研究的问题上来，有关大学的传说、趣事是我关注的东西，而不是管理制度问题，资金筹款问题。有些教育学的专家认为我谈教育“别具一格”。我觉得，所谓“别具一格”就是不避雅俗，兼具文史，在叙述和议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我谈大学的方式。这样以后，我就特别关心作为文本的大学。

 

什么是文本？文本可以是大而无当的资料书籍，可以是引人深思的人物传记。比如描述西南联大的资料，不同体裁所表现的西南联大是不同的。这本《国立西南联大校史》是正史性质的，《国立西南联大史料》是收集所有西南联大的史料，《未央歌》是鹿桥四十年代写的，五十年代出版的，在台湾发行的关于联大生活的长篇小说。同一个故事在校友、在小说家、在史学家中会折射出不同的效果。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同时也是大学的竞争。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受制于大学的发展状态。正因如此，早年的留学生们都特别地关注大学问题。我这里例举的是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写的《康南耳君传》。这本书写的是现在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康奈尔（当时译为“康南耳”）。康奈尔平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办了北美电报公司，另一件就是和白博士一起创办了康奈尔大学。在他晚年病重的时候，他还对白博士说：“天不能再借我二十年，再赚得一两百万金，以供大学之用，这是我最痛心的事。”美国人有钱以后，或做慈善或做教育，而办一座大学是最值得骄傲的事。

 

 

谈到大学，今天最容易被谈到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1937年到1946年总共九年间，共培养了八千多名大学生，其中三千毕了业。日后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很了不起，出了一大批人才。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和文本，第一种是1946年的《联大八年》，这是学校校友们关于校园的各种各样的记录。第二种是学校教授、老师关于学校生活的回忆。还有就是以日记形式记载的西南联大的点点滴滴，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宓日记》。还有三个文学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鹿桥，他写的《未央歌》在台湾是每个大学生必读的书籍，以此来理解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第二是汪曾祺，他的几篇散文，比如《泡茶馆》等等对于我们理解西南联大生活特别有帮助。还有一位是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她当年是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写了《南渡记》、《东藏记》等怀念西南联大。

 

我提醒大家的是：作为象征，不仅仅是西南联大值得我们追忆，还有好多好多大学值得我们追忆，特别是一些在历史上有深远影响而不知名的学府。我曾经专门研究过唐文治先生办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无锡国专在培养文史类人才方面的成就可以和清华大学国学院相提并论；另外是钱穆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他在《师友杂忆》里描写了西南联大的生活，还写了他办“新亚书院”的历程。办汉学，而且办出有性格的大学，新亚书院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是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是一位华侨领袖——陈六使，一位新加坡的华裔，号召在南洋的华人一起办的一座大学，以华文教学，传播中华文化，当时得到所有华人的积极响应，包括三轮车夫在内都慷慨解囊。南洋大学1955年开始创办，中间历经波折。1980年，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洋大学的旧址上建立起来了南洋理工大学。

 

西南联大、无锡国专、新亚书院、南洋大学，我们今天还要谈到他们，关键在于他们的精神。现在很多大学过于注重经费、排名、获奖，而忽视了大学的精神。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照片特别感动，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大学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谈论它，继承它，发扬它，它才能延续下去。

 

 

如何看待知名度提高，誉之所至，谤必随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从我所在的北京大学说起。在四年前《泰晤士报》的一份排名上，北京大学在全亚洲排第十七，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北大真正的排名，而是中国大学在亚洲的水平。第二年排第十六，第三年第十五，超过日本东京大学，第四年十四，然后今年是第三十八位。人家问我，你们北大怎么落后这么多？我说，北大既没落后也没退步，而是排名的问题，和我们没关系。

 

为什么北大经常成为头条新闻，而且去年以来“负面新闻”越来越多？以前是教授抄袭、学生卖猪肉，今年是引进人才有假、限制游览、乱建五星级宾馆等。这些针对的是整个学校的形象而不再是个人。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因政治活动而名声大噪，胡适说：“暴得大名，不详。”一直到今天都有人跟我讲北大是学术圣地，别的大学堕落没关系，但是北大不能堕落。上世纪三十年代，张爱玲写的小说中说道：“香港是个夸张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摔一跤比其他地方疼”。我想说，北大也像香港一样，也是一个夸张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也比较容易摔跤，摔得也比其他的地方疼。

 

 

我将剑桥大学作为景观来描述，不是对它悠久的历史、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亵渎，而是想说明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这跟一位著名的诗人徐志摩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学语文课本里出现了《再别康桥》，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英国有个剑桥大学，外国著名的大学这么多，唯独剑桥最为知名。我说的不是学术界，我说的是大众知名度。所以我说徐志摩是剑桥大学的形象代言人。

 

说到《再别康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这首诗里有多少浪漫的情怀，甚至让今天的很多人把他当作旅游指南，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剑桥来说不仅仅有这些景观，更重要的是它的学术成就。

 

比《再别康桥》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因为人们在去康桥之前，都会想剑桥有哪些值得浏览的景观，但在读《再别康桥》的时候，人们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几乎为零，因为没有人名，没有地名。而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介绍了草坪，建筑，当然还有很有名的那句“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

 

萧乾也在康桥留过学，他的著作叫《负笈剑桥》。抗战的时候，作为《大公报》的记者，他在英国采访，同时在剑桥读书。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知道怎么写能够携带最多的信息量。他在文章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介绍了剑桥的历史，学生活动，学术成就等等，着重提到剑桥对真理的追求。

 

 

我所说的文物，是指凝固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作为精神的守护和见证的那个老房子。大学校园影响学生的情趣，影响学生的趣味，也影响学生的自我期待。我谈大学的建筑，关心的是建筑的文化内涵，而不是建筑的外形。房子盖得好不好，是建筑学家关心的事，不是文化人要关心的，文化人要关心的是在房子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现在的人谈论大学动辄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却忽视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历史。我说这样的改革是找不着北的，中国的书院传统是今天中国大学改革的重要的参照系。

 

1992年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拜会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门口那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和书院内的“悼孔词”以及那颗阅尽沧桑的“汉封将军柏”让我肃然起敬。从那以后，我每到一处必然回去寻找书院的遗址，希望能编一本《中国书院史》。

 

诸位都了解梅贻琦先生讲过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这么说并不是漠视校园里面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大学里的建筑无论高低雅俗，都镌刻这这所大学的风雨历程，是引导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那些发生在建筑里的人物故事，连同那个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大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过去写《老北大故事》，很多灵感都是借助于这些建筑和建筑遗存。

 

老学生们对于大学的回忆一半来自于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学者，另一半留下来给那些有过自己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所有的老校友回到学校发现校园里面已经面貌一新，再也找不到我认识的地方，再也找不到那颗熟悉的老树，或者那座古老的教堂，对于老校友来说青春的记忆基本上是找不回来了。你可以想像老校友回到校园后没有想像，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认同感。大学靠两种东西凝聚，第一种是老师，第二种是校园。这两样东西，老师退休了，校园变了，大学也就没有认同感了。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大学城时代。但很多都是崭新的，人造的，五点钟以后没有三十岁以上人在的大学城，我觉得很可惜。五点钟以后没有三十岁以上的人在的学校不是一个好学校。大学城只考虑学生不够，应当还考虑老师，应该让老师和学生生活在共同的校园里面，这才能够让学校合理健康成长。我听说浙大的教师宿舍就建在学生宿舍后面，我觉得非常可喜。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香港的大楼和北京的大树》。书中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也就不能称其为故国，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老树就有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称其为北京，在旧城改造中假如老树没有了，都只剩幼苗，那么北京也就不称其为北京了。”套用一句话来说，大学校园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也就不称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

 

（本文根据陈平原教授2007年12月16日晚在浙大东方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录音整理 虞仕乐)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年1月毕业于中山大学、1987年6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代文学及文化历史学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着重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5年、1998年获全国高校一、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等。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