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法”？席泽宗的回答是冷静、唯真、唯实。（郭红松摄）

 

从媒体上看到“嫦娥一号”传回的第一张月面图，80岁福寿的席泽宗难掩激动。

 

早在1961年，席泽宗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科普文章。在结尾处，他指出：“现在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月面的一切知识，将是进一步研究月面和在月面上建立生活条件的依据和起点。”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在没有办法直接在月面着陆之前，我们也还是应该积极扩充这一部分的间接知识。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几乎是一个空白点。”如今，这个“点”不再“空白”。

 

在席泽宗眼中，月球充满了神秘与浪漫。1949年，尚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席泽宗就畅想着人类登上月亮的情景：游月宫，谒嫦娥，歌舞于桂花下；捉银蟾，追玉兔，沐浴在金波里。不过，在诗意之外，他告诉人们，这些只是童话，真正的月球上有着“三万多座荒凉沉寂的环形山”；而且，月球上的温差变化悬殊，“……午夜冷到零下117摄氏度，比世上最冷的地方最冷的时候还要冷”。

 

在描绘“冷”的时候，席泽宗的笔触有些俏皮。事实是，他穷其一生，诠释的，恰恰是“冷”的内涵与意义。只不过，“冷”之外，是他对科学的拳拳炽热心。

 

“冷”专业：许身天文志不移

 

要不是席泽宗聪慧、机敏，别说中国将缺少一位杰出科学家，就连他的性命都有可能被侵华日军践踏。

 

1927年6月9日，席泽宗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他是父母的第十个孩子，但前九个都夭亡了。在家乡农村，流传着名字叫得怪、孩子就容易养活的习俗。于是，父母就唤席泽宗小名“小粪”。

 

“小粪”体弱多病，但家资殷实，让他平静地度过了童年。但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逼近家乡，一切都被打破。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父亲病故，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被迫慢慢扛起了家庭的重任，既要照顾母亲、打理家业，又要在战乱的环境下刻苦求学。

 

端午节那天，噩梦来临：日军突然闯进他的家中，把他抓去当民夫。当时，日军一下子抓了十几人，14岁的席泽宗年龄最小。他在队伍的后边慢慢跟着，眼看其他人越走越远，席泽宗赶紧躲进路旁的小麦地。待日军发现回头搜寻时，已经难觅席泽宗的踪迹。

 

看到儿子虎口脱险，母亲自然喜出望外。这时她作出一个痛心的决定：送儿子离开沦陷区。带着母亲的嘱托，席泽宗南渡黄河，沿陇海线西行，到陕西投奔亲戚，从1941年8月20日开始，就读于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而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奠定了席泽宗许身天文学的一生。

 

席泽宗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学校周围的村民敲锣打鼓，他和同学在玻璃片上涂一层墨水，眯着眼，对着太阳，想看个究竟。热闹过后，席泽宗开始思忖：日全食竟然能被预告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天文学开始进入他的视野。1944年，他进入兰州西北师大附中就读高中课程。席泽宗现在还怀念着这里的学习氛围：“一入学，就觉得这里的同学不怕考试，读书空气特别浓厚，大家除了做好功课外，竞读各种课外书籍，把追求知识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困难。”在晚上休息前，有人在谈收音机的安装程序，有人介绍煤焦油工业的情况，有人静心品味着法布尔的《昆虫记》……席泽宗不甘示弱，马寅初的《经济学》、汪奠基的《逻辑学》、丹皮尔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等各类书籍都找来一一精读。不过，读来读去，最感兴趣的还是天文学。

 

很偶然，席泽宗看到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先生写的一本科普著作《宇宙丛谈》。32开本，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文采斐然，让席泽宗痴迷不已。他找来更多的天文学书籍，悉心研读，还夜观天象，并默默许下此生献给天文的宏愿。

 

但相当于监护人的亲戚断然地投了“否决票”。席泽宗先是写信征求意见，后来是亲自从兰州赶往西安当面陈情。这位长辈巍然不动，他的理由是：“星星月亮摸不着，人又不能上天，学天文没有出路。”他劝奉席泽宗到税务局找个税务员的工作，“既经济，又实惠”。但席泽宗已经决定矢志不移。两人僵持了一周的时间，长辈怒不可遏，不但分文不给，还把席泽宗的行李全部扣押。

 

幸好，师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才得以走上投考之路。当时，中山大学拥有国内唯一的天文学系，席泽宗把目光瞄准了这里。尽管当时他对新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入学考试和中山大学天文学系是同一天，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并且如愿以偿。

 

1947年，席泽宗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天文学专业。那个时候，整个专业四个年级，一共只有二十多个学生。是年，天文学系招收了10个学生，但报到入学的只有3人，后来还有一人转系。所以，在课堂上，经常遇到“一师一生”的情形。席泽宗向记者回忆说，天文学涉及到数学推理，老师需要在黑板前板书；当时教室还比较宽敞，有时这个学生还偏偏坐在后几排。外人一疏忽，还以为老师自己在跟自己讲课。

 

老师教得细心，学生也学得认真。就在这二十多个人中，诞生了三个院士，席泽宗就是其中之一。在没有接济的情况下，他自强自立，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文字，除了天文学内容，还包括《准备迎接文化建设》《女性中心说》《兰州风光》等题材，以此锤炼文笔，更是为了取得微薄报酬。同时，在学生公社豆浆站勤工助学，每天早餐时为师生服务。

 

“冷”研究：“开疆辟土”古新星

 

席泽宗的一生，有两位重要的领路者。除了张钰哲先生，还有竺可桢先生。

 

1950年冬的毕业前夕，席泽宗想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为此，中山大学教授邹仪新给张钰哲写了一封介绍信，其中有言：“大作《宇宙丛谈》的一位读者，经过种种辛苦，越过万水千山，将要求教于作者门下，您当有自傲之感。”但毕业时，中央人事部把他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前身），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席泽宗很遗憾没有成为张钰哲的门徒，但幸运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恰好主管编译局的工作。

 

在席泽宗眼里，竺可桢是真正的科学家，“老好人，学问很大”。尽管时年席泽宗只有二十来岁，但竺可桢在学术上对他提携有加。有什么疑难，都会得到竺可桢的耐心解惑。一时无法回答的，竺可桢会把问题详细记下，待翻阅资料、仔细思考之后，再向席泽宗一一解答。有时事务过于忙碌，他就给席泽宗写信，一同探讨问题。

 

1954年的一天，竺可桢找到席泽宗，希望他能整理出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资料。以此为发端，席泽宗闯进了天文学史的研究领域。

 

对于超新星爆发研究的重要性，宋健先生作出过解释：物理学曾推断，比太阳重1.4倍以上的恒星，一旦燃料耗尽，将会产生大爆发，亮度增长几千万倍，成为超新星。核物理学还断言，铁以上的重元素只有在超新星爆发时才会有足够高的温度和压力，使强密度的中子流击入原子核，形成比铁更重的元素，直到超铀元素。甚至有人说，地球和人类都是超新星爆发留下的灰烬。所以，宋健指出：“20世纪中叶，关于超新星的观测和研究成了天体物理学的前沿热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实为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宋史》对此有所记载。1949年，科学家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同时又发现1572年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天文学家开始推测，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但进入20世纪，超新星爆发现象已经很鲜见，要证明这一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尽管国外有些科学家尝试着手整理，但苦于资料难以搜集，结果难尽如人意。1954年，前苏联科学家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中方给予帮助。竺可桢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决定把任务直接交给席泽宗。

 

席泽宗有些犹豫，因为他的兴趣在天体物理。他写信向前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阎宗临先生征求意见，这位老乡给予的建议是：“天文学史作为副业甚好，作为专业似乎不佳。”其他朋友也劝导他别坐这个“冷板凳”。就在这个时候，席泽宗遇到了张钰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席泽宗：“人生精力有限，而科学研究的方向无穷，学科的重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能赶时髦。只要选定一个专业，勤勤恳恳去做，日后终会有成就。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成绩来。”

 

对于先生的肺腑之言，席泽宗记忆犹新，并且让他在天文学史乃至后来的科学史研究道路上心无旁骛。他一头扎进书堆，开始查阅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各代纪要、《文献通考》和《通志》，以及一些杂史和日本的部分天文史料，耗费一年时间，发表了《古新星新表》。席泽宗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录，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资料。一经刊出，就被美国和前苏联的专业杂志纷纷翻译、转载。

 

射电天文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古新星新表》的价值日趋突显。1965年，席泽宗和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这一篇科学文献，“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纪录的根据、两项区别新星和超新星纪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美国《科学》杂志惊叹文章的价值，于1966年第154卷第3749期翻译、转载了全文。紧接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出版了单行本。

 

席泽宗的研究让杨振宁兴奋不已。当初，杨振宁来到美国，求学于氢弹之父泰勒。他曾经让杨振宁整理出古新星爆发的历史纪录，但苦于美国图书馆相关资料缺乏，杨振宁未做此事。当他看到席泽宗的劳动成果，自然松了一口气。

 

对于自己的工作，席泽宗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践行了师长的拳拳期许，也开辟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一片天地。

 

“冷”思考：唯真唯实唯严谨

 

成就接踵而来：1965年，鉴于席泽宗的突出贡献，李约瑟致函竺可桢，建议推荐他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尽管当时他的身份只是助理研究员；1975年，席泽宗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席泽宗被聘为4位首席科学家之一……

 

面对这些，席泽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信奉孔子得意门生颜回的学习态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说：“颜回的这种艰苦学习精神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色的。”他还对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一句名言情有独钟：“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法。”

 

科学家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法”？席泽宗的回答是冷静、唯真、唯实。

 

1963年，在《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的文章中，席泽宗向一个“定论”发出挑战。王锡阐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预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但席泽宗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否定了这个原本属于中国的“世界第一”。对此，席泽宗表示：“这个错误一直流传到今天，应该予以纠正。”

 

在席泽宗看来，还需要纠正的，是舆论对新发现的盲目狂热。在研究中国古籍时，他注意到有资料证明，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64年，我国天文学家甘德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卫星。但当时的国际天文界都一致认定，是伽利略（1564—1642）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卫星，而且木星卫星只能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

 

席泽宗的发现，表明中国古人对木星卫星的观测，比伽利略要早2000年。在媒体看来，这是一则“爆炸性”新闻。有记者找到席泽宗，要求公开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席泽宗连忙阻拦：“慢！等一等！”

 

除了保证在科学方法上进行正确推导，席泽宗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于是，他特意组织10多名中学生，专程前往位于河北兴隆的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进行模拟实地观测。结果证明，《唐·开元占经》卷23《岁星占》对甘德用肉眼观测到木星卫星的记载是可靠的。这时，席泽宗才点头同意，让媒体发布了这一消息。他撰写的《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一经刊出，立即引起轰动。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学士院院士薮内清，对这篇2000来字的文章惊讶不已。他认为席泽宗对甘德的研究，是“实验天文学史”的肇始。

 

席泽宗否定了一个中国“世界第一”，又证据确凿地争取到了另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界第一”。这样的变化，没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关键是秉持着冷静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步入新世纪，面对纷繁芜杂的某些现象，席泽宗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特有的严谨。媒体对“康乾盛世”的过度热衷，让席泽宗忧心忡忡。他认为，在康熙主政时期，“全国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他通过对翔实的史料进行细心研究，发现康熙有些“小肚鸡肠”，不肯重用人才；对新式仪器缺乏推广的意识，只是把它们作为皇家礼器，留在宫中供自己把玩；怠慢外语教学，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书籍……与康熙同时代的彼得大帝，重视科技，重视人才，身体力行，迎来了沙俄的一个黄金发展期。

 

1999年8月，在新加坡第9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席泽宗作了题为《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的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10月3日，新加坡英文《周日时报》以整版的篇幅对此文加以报道。

 

媒体对自己的文章如此重视，席泽宗总是保持着一份忐忑。在不同的场合，他多次提到他的老师叶企孙先生的教诲：“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事实证明，他大多数文章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在2000年出版的自选集上，宋健先生在序言中评价道：“他的著述，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提高和普及并重，科学性和可读性均好。”

 

“冷”学生：廿年博导三高足

 

严谨的不仅是学问，还有学生。

 

“宁缺毋滥”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流行，但对这个词的理解，或许很少有人和席泽宗一般透彻。从1983年开始，他就获得了招收博士生的资格。但迄今为止，他总共只招收了三位博士。

 

席泽宗一向认为，科学史的研究不能过于热门，因为这是“冷板凳”，大规模招生不可取。更重要的是，这门学科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很高，最起码需要兼备文理科双重背景。2000年成为席泽宗门生的王玉民告诉记者，他大学主修数学，研究生主修中文，对天文学史研究保持着浓厚兴趣。“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就是因为王玉民全身焕发着对天文学史的热爱，席泽宗不顾73岁的高龄，将他招至麾下，悉心培养。

 

论及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席泽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有点跟结婚一样。“人结婚了，又不能随便离婚，所以结婚的时候就要很慎重。”言下之意是，一旦“结婚”，就应该全力以赴。对自己的爱徒，席泽宗关怀倍加。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江晓原，是席泽宗的开门弟子。一次，江晓原看到了某学者的一篇文章，对其的部分观点有些个人意见，决定著文商榷。席泽宗劝其慎重，并顺便指出江晓原文章中的一处错误。江晓原认为这一“错误”不能成立，于是引经据典，著文和老师商榷，并且再次把文章面呈席泽宗。哪料没过几天，席泽宗告诉江晓原，已经把他写的第二篇文章推荐到了《天文学报》发表。有意思的是，这成了江晓原在《天文学报》上发表的首篇论文。

 

对此，江晓原感慨万千：“席先生非但容忍学生和自己争论而且一看到学生所言有片善可取，就大力提携鼓励，这种雅量，这种襟怀，真是值得我辈后学终身学习。”谈及此事，席泽宗向记者淡淡一笑：“这没什么，我看他写的还不错，就推荐过去了，没那么复杂。”

 

但就是这样的细微关怀，让学生感受到了师者的温暖，并汲取到了前行的力量。现在北京天文馆工作的王玉民告诉记者，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他的观点遭到了有关专家的当场驳斥。正在心灰意冷时，恩师站出来给他打气：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认为对就去做。王玉民说，尽管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的名言，但是恩师的话让他觉得更亲切，印象更深刻。

 

学生对老师满怀感激，老师为学生的成就感到骄傲。席泽宗拥有五六个大书架，其中一个书架的上层，集中摆放着江晓原的著述。“他写的书都放在这里了”，席泽宗微笑着向记者介绍，语气间充满了赞许。还在攻读博士期间，江晓原就涉猎性史研究，遭来质疑声一片。但他在恩师这里获得了支持，“我看可以搞，但要适可而止”。这是当时除母亲之外，江晓原得到的唯一肯定，也是最有分量的肯定：母亲支持儿子是无原则的，但老师支持学生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并且要准备承担外界的说辞。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潜移默化，不仅表现在学业上，也体现在生活上。王玉民记得2000年入学时，席泽宗已经当选院士将近10年，但是恩师的居家状况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我住的房子”。王玉民顿时明白，一个真正的科研工作者，就应该淡泊名利、不因物质条件艰苦就要放弃对科学精神的不懈追求。

 

如今，席泽宗很少参加各类活动，平时在家里练练拳，进行基本的锻炼。麻烦的是，眼睛患上了黄斑病变，看东西需要借助放大镜，这让一生嗜好读书的他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开始对媒体保持着一份“戒心”，但听说记者来自光明日报，他很爽快地应诺接受采访。在采访过程中，面对记者的要求，他都一一满足，敦厚平和。正如江晓原所说，他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一辈子和天文打交道，席泽宗对“嫦娥一号”成功升空有着由衷的喜悦。可惜心力不逮，他寄希望于新生力量，实现张钰哲先生所说的那样，“做出成绩来”。

 

2007年6月9日，他度过了自己80岁的寿辰。中国天文界送给了他一份贵重的“礼物”：征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批准，将编号为85472的小行星永久性地命名为“席泽宗星”。这颗小行星，是1997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小行星项目组在他70岁生日当天发现的。

 

在80岁寿辰这天，他还收到了中国天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的一份寿礼，名为《鹊桥仙》的精美条幅——

 

通今贯古，钩玄提要，百代天文信史。星宫盛事到心头，化笔底，蛟腾凤起。杯茶相对，年光八十，还奏高山流水。一舸科海任生平，得知己，一人足矣。

 

席泽宗和王绶琯互为知己。联结他们成为“知己”的，或许就是彼此许身科学的决心、投身研究的信心、严谨治学的耐心、关爱后学的热心。

 

国际天文学会以席泽宗名字命名小行星。（资料照片）

 

1995年，席泽宗（中）在北京天文台怀柔工作站。（资料照片）

 

1981年，席泽宗在河南登封为青少年讲解天文知识。（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