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夺金的陈艳青，可以说是女子举重58公斤级的绝对霸主。1999年的举重世锦赛上，陈艳青就在该项目上打破了抓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达到了她举重事业的第一个顶峰。

 

2000年7月，在悉尼奥运会国内选拔赛中陈艳青获得第一。当时有情报说朝鲜有一名选手和陈艳青的成绩不相上下，为保金牌数量，中国队最终放弃了这个级别的比赛。最后悉尼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的成绩，比陈艳青的选拔赛成绩足足低了22.5公斤。

 

痛别悉尼后，年轻的陈艳青黯然退役，进入苏州大学学习。

 

据苏州大学体育学院王家宏介绍，陈艳青被苏州大学体育管理专业录取，但开学不久，陈艳青便要求转到工商管理专业。依照苏州大学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陈艳青可以用训练和比赛抵消部分非学位课程的学分，但陈艳青放弃了这种“优惠待遇”，在随后近两年的学习中，陈艳青的学习成绩一直与其他同学齐头并进。2007年9月，陈艳青继续在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2003年，陈艳青重返赛场备战雅典奥运会，连续在2004雅典奥运会和刚刚结束的2008北京奥运会上，为祖国举出两块奥运金牌，并两次打破奥运会纪录，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位卫冕女子举重项目金牌的选手。

 

2001年，就读于青岛三中的胡凯在高考中考出了572分，超过当时山东省普通本科分数线18分，凭借着体育特长生的加分，他最终入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颇有短跑天赋的胡凯，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田径运动队训练，进入清华后，他的百米成绩迅速达到10秒30的健将级标准。在200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赛场上，胡凯夺得百米冠军——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世界大型运动会上获得男子百米的金牌。

 

训练和比赛都喜欢戴着眼镜的胡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眼镜飞人”，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胡凯再一次创造了历史——闯入奥运会百米半决赛。

 

陈艳青和胡凯代表着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大学从普通中学特别招收具有体育特长的学生，由大学负责其运动训练，以文化学习为主，运动训练为辅，比如胡凯。

 

据王家宏介绍，目前国内普通高校招收的这些大学生运动员，大部分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较好的可以达到一级。“大部分运动员参加大学生运动会是没有问题的，但距离更高水平的全国比赛和国际比赛还有不小的差距，像胡凯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数量很少。”王家宏说。

 

另外一种是依照国家规定免试招收的运动员学生。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六部（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提出“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名、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体育比赛前八名和获得球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退役运动员”，经国家体育总局资格审核并报教育部备案后，可以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由大学直接免试招收已在全国比赛、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通过延长学制、奖励学分等量身定做的培养模式，在文化教育方面为其补课。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田径总裁判长陈伟强教授认为，这些运动员应该被称为“运动员学生”，而非“学生运动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方式营造了一个独立于教育系统的运动员训练体制，由国家全部投入，将运动社团官方化，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三级训练网”（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国家队和隶属于地方省市的省运动队、运动学校），即通常所说的“举国体制”。

 

这一高度专门化的体制使我国的竞技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累累硕果，但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竞技运动与社会、教育和学校的严重分离，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

 

其一是作为运动员选拔基础的、大量的没有拿过优秀成绩的运动员，错过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最佳机会，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二是在个人价值得到相对突出的新时代，不少家长已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专业体校中学习，削弱了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的后备力量，不利于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

 

《奥林匹克宪章》在论及奥林匹克主义的性质与任务时就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在这方面，奥林匹克思想首先突出了体育的教育功能和人的均衡发展。

 

因此，解决“举国体制”产生的两个消极结果，普通高校的介入，还原体育运动作为教育一部分的本来面目，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提出用“体教结合”（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来培养高水平运动员，1987年，教育部和原国家体委联合下文，在高校中试办高水平运动队。

 

近年来，苏州大学开始探索新的“体教结合”的道路，据王家宏介绍，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的深度合作是其主要特征。

 

以陈艳青为例，由于举重项目的小众特征，不少高校并无接收她的条件，而当时的苏州大学与苏州市地方合作，合办江苏省举重队，在同地入学的有利条件下，由苏州大学负责举重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苏州市体育训练中心负责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在合办举重队之后，苏州大学又与苏州市合办田径中长跑队、手球队等。

 

苏州大学为这些运动员量身定做了专业学习的课程，在保证专业课程学习及考试成绩的前提下，用奖励1/3学分的方式，解决专业运动员大多文化基础较差的现状。在训练紧张的阶段，苏州大学还派教师到运动员训练基地进行授课。

 

在为运动员提供文化教育的同时，苏州大学还加强学校高水平教练员的引进，为“自行生产”高水平运动员打下基础。2001年，苏州大学引进田径教练梁松利，建立奥星田径俱乐部，随梁松利前来的河南运动员周春秀，在被确认因伤退役进入苏州大学学习的情况下，经过治疗和训练，在今年北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获得了铜牌，创造了中国马拉松比赛的历史。

 

清华大学在招收运动员方面也有着一套专门的模式，近年来清华大学更倾向于从中学招收一些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入校之后，运动员在进行专业课学习的同时，由清华大学负责专门的训练，继续他们的运动生涯，胡凯就是典型的例子。

 

“北京奥运会，我们一所大学派出了包括胡凯在内的3位业余田径运动员参加。”陈伟强教授说，“目前各大学自己完全培养的学生运动员的水平，距离专业运动员确实还有差距，但如果以后能有更多的大学派学生运动员参加各种比赛，这对我国的体育运动和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两个方面都是一种促进。”

 

据青岛大学体育教学部教授王永盛介绍，美国大学培养运动员的模式与我国大为不同。在美国，除篮球、橄榄球、棒球等少数项目由若干职业运动队组成商业化的运动联盟以外，其他大多数项目运动员都是来自大学的业余运动员。美国大学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主要基地。

 

美国的全民体育基础更为扎实，中学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可以获得大学的高额奖学金，大学对这些运动员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与其他学生并无区别，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耽误的学习可以通过延长学制来解决。

 

美国的大学体育教学有两套系统，一套是为普通学生准备的，用于各种体育锻炼的俱乐部；另一套是专门进行竞技体育训练的系统。负责美国各大学竞技体育运动员训练的多是在社会上聘请的高水平教练，经费也可以由商业化运作而自行解决。

 

美国每年会举行针对中小学的全美青少年运动会、针对大学生的全美大学生运动会、每届奥运开始前还有国内选拔赛。在选拔赛上拿到前三名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奥运会，即使是世界冠军，达不到选拔赛的规定名次也没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王永盛认为，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各种比赛上取得名次，增强全民体质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在目前我国大中小学生体质普遍不强，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的现状下，可以促进学校体育运动发展的、由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模式应是我国今后开展和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陈伟强则认为，目前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现阶段，这种体制仍然具有可行性，还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目前大学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只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但是，“举国体制”也需要在解决消极后果的基础上获得可持续发展，“也就是用一种科学发展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培养模式就是一种尝试，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的大学，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陈伟强说。

 

在陈伟强看来，处于现在基础薄弱的现状，大学要真正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但大学有可能成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新的增长点。“即使大学以后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它和‘举国体制’也不是一种取代的关系，而是融合的关系，是‘举国体制’新的表现形式。”陈伟强说。

 

王家宏也有相同的看法，今后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将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大学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但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扶持。“比如相关部门可以进行整体规划，每个大学抓几个特色项目，以促进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相关工作在大学里迅速发展。”王家宏说。

 

此外，王家宏还建议，可以用挂靠的方式将各级专业体育学校合并到大学里来，利用大学里的附属中学、小学的教学资源对运动员进行全面培养，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大学今后可以自行组队参加各种赛事，为大学之间的运动员、业余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提供条件；大学与专业体育队的深度合作，还可以为大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从而让大学更快地具备自己训练高水平运动员的能力。

 

《科学时报》 (2008-9-16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