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教师节，北京某重点高校的教英语的“老讲师”牛大运都会收到许多祝福的短信，甚至还有一些通过特快专递邮寄来的礼物，东西并不贵重，但是，在牛大运的眼里，却格外珍惜。“当了20年的讲师，能收获一批学生的祝福，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0年前，在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牛大运跟很多人一样，等待着国家分配工作。由于所学的是英语专业，当时英语人才比较缺乏，所以，“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有去银行的，有去造币总公司的，也有去国航的，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工作就是不见动静”。

 

一番等待之后，牛大运的辅导员通知他，北京有一所干部管理学院需要英语教师，问他是否愿意去教书。牛大运心想，教书也不错，职业很稳定，没办法的话，还是去吧。

 

看着同学们进入一些好单位，尽管心理上有些落差，牛大运还是来到了北京。按照他的说法，有工作就不错，何况还是在北京呢。所以，他“傻乎乎”地带着一些书籍和简单衣物就到学校去报到了。

 

“教书的感觉还真不错，尤其是开始那几年。”据牛大运回忆，自己也许天生就是教书的料，从走上讲台开始，一种当教师的自豪感就一直陪伴着自己。

 

虽说面对的是一些因“文革”而耽误读书的领导干部，但是，就是这些干部学生，也常常让牛大运感动不已。

 

由于基础比较弱，有些学生学习英语很吃力，牛大运就想方设法来减轻他们的学习负担。比如，教英语口语时，不同基础的学生，他会用不同程度的问题进行提问。“要让他们都有学习的成就感，学习动力才会更足。”

 

那时候，牛大运常常看到，在晨读之类的“有效时间”内，上了年纪的学生也像现在的中学生一样，不论寒暑，总是很自觉地起来朗读、背诵。“我那时候还是个年轻教师，说到学习的那股劲，他们就像要把自己遗失的生命重新补起来一样。”

 

正是在这样的教与学的环境下，牛大运对于自己的教学生涯有了非同一般的体会。“其实，有些时候，尤其是在那个年代，虽说人与人之间的追求、信仰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特殊学生为了弥补时代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深地被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所感动了。”

 

所以，在后来遇到政策性调整等关键性选择的时刻，牛大运还是毅然选择了教师这样一个清贫的职业。

 

 

对于牛大运这样的老讲师来说，生命和职业一样，遇事不惊，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牛大运表示，在国家要搞机构精简等政策性调整期间，他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抉择。

 

2000年，牛大运所属的干部管理学院遭遇了一场政策性调整。“我从英语教研部副主任的位置上，一下子到了一个打杂的岗位。”

 

由于当时的调整，牛大运所在的学校被削减了很多学历教育的机会，原来很多需要提升学历的干部不再到学校来学习，从而，牛大运失去了自己生存了十几年的舞台——讲台。

 

“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搞服务工作，只是从讲台上下来之后，感觉有很多不适之处。”牛大运表示，在遇到学校遭遇政策性调整之后，他就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

 

然而，在事务性的部门，牛大运感觉到生命中从未有过的空虚。“读书的时候，学习是一种天职，教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一旦离开教学岗位，才知道，讲台对我来说，确实是第二生命。”

 

其实，牛大运在做事务性工作时，偶尔的感觉也很良好。“那时候，虽然很多工作是迎来送往，但是，人家来参加培训的，除了领导，就连一般的学员都对我们的服务工作表示真心的感谢，甚至还有的单位要请我去工作。”

 

但是，在牛大运心里，感觉最亲切的，还是那个三尺讲台。所以，一年多的调整过后，牛大运还是选择了讲台，只不过，从当初的干部管理学院跳到了现在的某重点大学。“大学里面确实有很多教授值得我去学习，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做好一名教师足矣。”

 

到新的高校已经8年了，尽管中间也做过支部书记之类的“官”，但是，牛大运还是乐于以一种教师的“自我满足”的形象展现在同事的面前。牛大运表示，要想评职称，自己也不是没有机会，甚至连系里的领导都劝他，“不就是出点书嘛，或者编点参考材料也行”。但是，牛大运还是坚持，要么不参与，要么是自己真心喜欢的，有兴趣才是做事的基础。

 

就这样，20年的教书生涯下来，牛大运还是一个老“教书匠”，由于教学水平较高，他除了在本校上课外，还有一些校外兼职上课的机会。于是，牛大运从物质上也感到了更多的满足。“除了没有职称上的名声，基本上教授该有的一切我都有了。”

 

牛大运表示，之所以这么甘于做一名讲师，工作中的一些经历确实给了自己不少的启示。比如说，物质是不是第一位的，以前的一些干部学生就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一个人为了理想该怎么去奋斗拼搏的精神，而后来接触的高校的一些贫困生的那种顽强进取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也是一种激励。他们没有名利，有的只是一种为了未来而积极向上的状态。”

 

 

其实，在记者接触的讲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牛大运并不是一个特例。北京某重点高校哲学博士毕业的讲师桂钢，也像牛大运一样，甘于讲学，而不在乎自己称谓上的“晋级”。

 

桂钢在进入高校之前，其研究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在小圈子都比较有名。但是，几年过去了，曾经的博士同学都成为教授，至少也是副教授或者公司高管的时候，桂钢依然是讲师，“讲师嘛，有课可讲，有学生愿意听，不亦悦乎！”

 

说起职称的问题，桂钢表示，也不是自己自命清高，只不过现在学校的要求有些离谱，动不动就是这个论文、那个专著，还需要级别的限制。“其实，我们搞哲学研究的都知道，这是一个无用之学，说是无用，其实，有用的时候还真离不开这个学问。”

 

桂钢干练的教学风格，加上教学的精心准备，使得他在教学中深受学生的喜爱。有学生这样评价他——桂老师的功力，那叫一个高，确实高，没有书本的束缚，但是，我们总能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书本上都没有的感悟，而这种感悟，恰恰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

 

今年刚从成都某大学毕业的博士华小敏，进入了桂钢任教的高校。她认为，在高校，要想安心做好一个讲师其实挺难的。她表示，要是周围的人都在拼命为职称而奋斗，你却一个人“逍遥自在”地以教学为中心，是不是有点偏离“主流”呢？

 

在华小敏看来，教好学生其实是教师的主要责任，把师生关系看作第一位是最重要的。就像她读书的时候，有些教师，可能一年都不给学生开课，这种情况，学生不说了解教师，就连有没有这个教师都不清楚，师生感情可想而知。

 

牛大运则表示，之所以在学生毕业以后，还有那么多人牵挂着自己，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学生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在牛大运的记忆里，学生的困难，他能帮助的，一定不会推辞。比如，最近有个学生，要到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需要有人做担保，而这个学生在北京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人，一个电话，牛大运满口答应，“能留学说明这个学生非常优秀，我作为他曾经的英语教师，又对他比较了解，就是帮个忙嘛。”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科学时报》 (2008-9-9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