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似乎总难以摆脱兴奋剂的“纠缠”。这一次，又加上了一个新式武器：基因兴奋剂。7月下旬，有国外媒体称，一名医生向记者推荐费用高达2.4万美元的干细胞疗法。接着，又传出有运动员因使用“与基因相关的技术”而被国际奥委会禁止参赛的消息。

 

说起基因兴奋剂，自然会联想到基因治疗。所谓基因治疗，简单地说就是把有治疗作用的基因，通过一定的手段（“载体”）输送到人体特定部位（“靶标”）。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基因治疗，一度燃起人们的热切企盼，以为过去许多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将得到根治。然而，1999年，一位18岁青年盖幸格接受基因治疗仅仅4天便不幸死亡。2002年，法国两名接受免疫缺陷基因治疗的儿童，又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白血病，使人们的热望降到了冰点。

 

当然，基因治疗在艰难中曲折前行，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德国发现一个“娃娃超人”。这个4岁半的小男孩肌肉特别发达，能轻而易举地举起6斤重的哑铃。经研究，是基因突变的结果，那小男孩天生缺少肌肉生长抑制素。既然基因突变能造就“基因超人”，为什么不运用科技手段，研制基因兴奋剂呢？于是基因兴奋剂成为热门话题。据说，研制重点是促红细胞生成素和肌肉激素。至于“干细胞基因兴奋剂”，我估计是个骗局，是把干细胞扭曲为“干什么都行的细胞”的故伎重演。

 

更妙的是，居然有人冠冕堂皇地为基因兴奋剂辩护。主要辩词有：（1）“更加公平”。有的人天生更有耐力，或者跑得更快、举得更重；有的人却无此基因或基因突变，用基因兴奋剂让他（她）也更有耐力，或跑得更快、举得更重，岂不更加公平？这显然混淆了天然与人为的界限。非洲人跑得更快，欧美人人高马大，亚洲人灵活机动，谈不上什么公平不公平。而且，王军霞也可以创造女子万米的世界纪录，刘翔可以成为110米跨栏的第一飞人，姚明身高超过2米在美国也是当之无愧的篮球明星。用基因兴奋剂去制造所谓“公平”，让极少数有条件或愿意的人去竞技，只能使运动场离公平越来越远。（2）“与高原训练无异”。有些运动员会到缺氧的高原地区短期训练，以增强输氧能力，这与使用比如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兴奋剂有什么区别呢？这混淆了基因改变与非基因改变的界限。高原训练是非基因改变，固然有时能改善运动员状况，但也往往因不适应而变得更差。它与使用基因兴奋剂不可同日而语。（3）“运动就是提高成绩”。把运动的本质归结为提高成绩，为了提高成绩可以不择手段，这显然是对运动的误导，根本站不住脚。

 

因此，我像极大多数人一样，坚决反对基因兴奋剂。主要理由也有三点。

 

第一，它违背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1912年，现代奥运会的缔造者顾拜旦写过一篇《体育颂》的名文。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有朝一日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这同样适用于基因兴奋剂。而且，基因兴奋剂目前还难以检测（不是不可检测），更加不公平，使体育变味变质。

 

第二，它属于“非医学目的的基因增强”。基因兴奋剂虽脱胎于基因治疗，但并非用于治病，而是用来增强人体的某种功能，为非医学目的服务。这种非医学目的的基因增强，在伦理上和法律上都得不到认同。

 

第三，它很危险。基因兴奋剂的载体也是腺病毒或逆转录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发生什么相互作用还很不清楚，说不定在增强某种机能的同时也埋下重大隐患，如生癌折寿之类，得不偿失，倘若真有什么“干细胞基因兴奋剂”，那更危险。因为从细胞分化的角度看，干细胞与癌细胞相类似，干细胞治疗更容易引发白血病等癌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8-8-8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