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砖头”，就是把砖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大致上属于搬运工人和泥水工匠的活儿。这与办学，几乎毫无关系。可是，近年来，高校的办学者和学者，却乐于当“搬运工”，“搬砖头办学”在大学中颇为流行。

 

最近，有“好事”的媒体，把高校公布的院士数、教育部公布的院士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的院士数进行了对比，揭露了高校华丽院士数背后的真实面目——有不少高校，把其他单位任职的院士“搬来”，放进自己的院士队伍中，以“双栖院士”、“共享院士”的身份，计算为本校对外公布的院士数，以营造学校大师汇聚的蓬勃景象。这事实上，已经成为高校公开的秘密，在高校内部，不同部门的人，很难准确说出学校里究竟有多少院士，哪些人是学校的“真院士”，因为教育部的口径、两院的口径、当地政府的口径与学校的口径，都不一致。但有一个是公认的，学校公布的统计数最多。

 

自己培养一名院士很难，完全引进一名院士也不容易，如果高校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发挥院士的作用，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此举是为了搬运来装点门面，或者偶尔在学术评审中发挥作用，那就值得反思。

 

比“搬运院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行为，还表现在学校规划、学校改革与学术研究中。

 

做规划，是每个大学的必修课。怎么做？按照规划的基本原理，自然是先分析自身情况、周围环境，以此确定发展目标，并根据目标确定具体方案，以及如何执行方案。可是，现实之中，一些大学的规划，并没有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而是在玩“搬砖头”的游戏。举例来说，关于人才培养，为体现研究型大学特色，要加大研究生、博士生比例，于是在现有基础上，对本科生比例进行数据上的缩减，接着按照比较好看的数据，把减去的比例，分别加在博士生比例与硕士研究生比例上；关于学科建设，为体现学科综合性，要加大某些学科、新增某些学科建设，于是决定调整某类型学科在学校中的比例，相应地增加另一些学科的比例；关于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提高海外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某个数据……比例的增减，搬运起数字来，很是自如。可是，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对于这些发展建设目标，还没有制订具体方案，就存在不自恰的问题——学科调整了，教师变化了，人才培养规模会随之调整，研究生、博士生数量也会发生变化，可制订目标时，这几者是不相交而平行的。

 

与发展规划制订时“搬砖头”相似的，是具体改革的“搬砖头”。数年以前，国内高校大力推进管理改革，精简机关人员，本来以为高校将由此真正转变机关管理职能、缩小行政成本，更好地为师生服务，可是，不少高校的做法是，把原有某些机构、人员，转变一个称呼为“事业”编制，很简单地就完成了复杂的改革——精简机关人员。但机构还是那些机构、人员还是那些人员。

 

几年前，有大学学院负责人告诉我，有不少学者，在课题结题时，有一种“搬砖头思维”，具体而言，就是把自己不多的成果，分别“搬运”到同时承担的不同课题名下，以便交差。记得我当时问了两个问题：这样“搬砖头”，难道课题设立方不会察觉吗？难道学者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假吗？学院负责人说，课题设立方，要的是一个可以向领导交代的成果，管他这个成果是不是由这一课题经费支持而获得，这总比没有成果交代好许多；学者为了完成课题经费指标，从课题中提成更多，乐于申请更多课题，可哪有那么多精力一一完成做出成果？“搬砖头”，显然是对学者、课题设立方都有利的做法——学者，获得了多笔课题经费支持，课题设立方也收获了可以预期的“科研成果”。直到今天，虽然有的基金明确规定已经承担课题的学者在课题结束之前不得重复申报，但是，“搬砖头”学术研究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以上的“搬砖头”，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一是缺乏踏实的办学精神，不是寄希望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取得办学成果、改革成果，而是追求短期效应，追求表面上、数字上的进步与业绩；二是不以造假为耻，“搬砖头”行为，不论是“口径不统一”造成的院士数据差异，还是出于良好愿望进行的学校蓝图设计，以及走过场和形式的管理改革，拿同样成果应对不同课题，本质上都是欺骗和造假。

 

我国诸多大学以求实、严谨为校训，对照以上行为，大学的求实与严谨已经荡然无存。要践行大学的校训，就得从禁止这些“搬砖头”行为做起。

 

《科学时报》 (2008-8-5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