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图
天下的事是复杂的。奇怪的是，人们总希望把复杂的事看得过于简单，于是便做出种种蠢事来。
本来衡量一个研究人员或教学人员的能力与贡献是很复杂的事，人的贡献和能力是一个多参数系统，人们偏喜欢单单用一个参数来确定，并且美其名曰定量化管理。因为用一个参数描述，就可以排序、比大小，排者省心，被排者也无话可说。
在我国历史上，用单参数对知识分子排序源远流长。科举制时代，八股取士。每当御前大比之年，状元排名第一，依次为榜眼、探花，再以下是多少多少名进士及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知识分子还不兴写文章，如果没有奉命，自己写文章投稿，有被扣上名利思想头衔的可能。所以那时候，是论资排辈来排序的，以胡子的长度这个参数来计量人们的能力与贡献。所以那时有人说：“好好保养身体，你活得足够长，提升总能轮到你。”
改革开放后，写论文突然时髦起来。时下便以发表论文的篇数来计量贡献大小。还是一个单参数！论文就意味着名誉、地位、教育经费、研究经费、基金、奖金、职称。人们不仅按照发表论文的篇数来对教员和研究人员排序，还对研究单位和学校按发表论文多少排序。一些单位为了论文的高产，还把生产论文的篇数承包到人，完不成任务的要课以罚金，超额完成的会受到奖励。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到全世界争一争按论文篇数排序的名次。于是我们的研究单位和学校便迅速变为论文的生产部门，使我国每年的论文产量一路飙升。1990年我国的科技论文篇数全球排名是第15位，2000年排名第8，2004年排名第5，2005年第4，到2007年，科技论文篇数已跃居世界第2了。我们正满怀信心地向全球首屈一指的论文生产大国冲刺。
论文的篇数果然和科研的水平成比例吗？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the Ig Nobel Prizes）。所有获奖的研究都真实存在，并且都在有威望的科学及医学杂志上发表过，但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不仅不会因获奖而得到公认，并且也不大有可能因该发明研究而使科学和医学出现巨大的变革或突破。1992年，他们把文学奖发给了莫斯科有机元素混合物研究院的尤利·T·斯特拉科夫（Т.Страков），他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共发表948篇科学研究论文，平均每3.9天发表一篇。发表的文章是够多了，不过对实际的科学进展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给科学界留下一个笑谈的资料而已。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上，数学家杨乐委员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历时3年解决了一项重大课题研究。但在最后验收时，因论文尚未投出，备感压力，于是将长达100余页的论文，拆成了5篇发表。杨乐说：“目前科技工作者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级别以及数目、经费额度，成为了标志其研究水平和领导考核的重要依据。”杨乐认为，这就造成了科研人员在承担项目后，花费大量精力应对频繁的考核与检查，更要设法“批量生产”论文。瞧！这就是论文篇数这根指挥棒的效力。
以论文篇数来度量研究水平，说明在评价体系中，真专家被边缘化了。说明科技管理队伍官僚化了，一支庞大的科技管理大军其功能只不过抵得上一台功能很差的只能计数的计算机。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要发表论文的，但反过来则不对，论文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但论文绝不等于科学研究的全部。用这套办法选出的人才，大部分会是科研低能而生产垃圾论文的能手。还会逼迫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如杨乐所说耗费大量无用精力把一篇文章分做5篇。
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流传着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佳话。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在现今的管理下，恐怕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在第一轮就要被淘汰了。
科学研究本身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研究的力量是无往而不胜的，是任何人为的框架所无法约束住的；科学研究的杰出人才是在宽松条件下冒出来的，而不是靠领导们抓出来的，更不是靠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模样克隆和打造出来的。论文篇数是比八股取士更为简单化和更为荒唐的标准，按照单参数的简单化的思维来管理科学研究，只会在新形式下把科学研究办成科举，让已被废除百年的科举制度借尸还魂，将使我们距离现代科技越来越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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