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修订的《科技进步法》7月1日已经正式实施了，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第5章第56条规定，“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给予宽容。”

 

一般来说，某项政策的出台总是有其针对性的。笔者以为56条的修订摆明的是科学界尚存在不能正确对待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失败与错误的现象，导致许多科学研究项目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没人敢轻易涉足。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一些带有原创性和探索性的重大基础课题难以开展，因为这些课题往往风险高，失败的可能性大。这一条文针对的是桎梏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但在政策扶持之外，笔者以为，还应大力推行宽容失败的科学素养教育，如此方能在全社会形成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在科技界营造敢于冒险敢于探究的科学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教育与研究理念长期以来隐含着“成王败寇”的思想，在中小学课堂上回答问题正确的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回答错误的学生会受到批评乃至讽刺挖苦。一些学生之所以不敢直陈自己的见解，隐情是怕出丑怕丢人，因为他总是担心自己的说法会出错、失败。许多学生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荣辱感”。考试得高分光荣，回答老师提问出错了，就是丢人、失败。长期浸淫在这种应试教育的恶劣环境中，即便早先有点叛逆精神和质疑勇气的学生，久而久之也被磨光了思维的棱角，变得乖巧温顺，乖乖地跟着标准答案、思维定式走，长此以往也就没有了质疑的意识，严重的日后做任何事情都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可这样的孩子，许多就因高考考取了高分，进入了名牌大学，并最终进入了科学研究后备大军的行列。

 

这是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的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没闲着，都在那儿拼命地给“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增加筹码，推波助澜。教育可以塑造人，环境可以改造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政策即使再好再优惠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扭转整个科学研究的大局。

 

相反，西方似乎早就有宽容失败的科学传统。比如，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伯格指出：“只有质疑大家都认为是约定俗成的见解，社会才能进步。”

 

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尔的摩对宽容失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般都认为失败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认为失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失败乃成功之母，在所有的事上都知道正确的答案在人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认为“敢于冒险绝对是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在硅谷有一句话：你永远不要相信从没有失败过的人”。

 

199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J·罗伯茨则以自己切身的科学教育实践和体会指出：“我鼓励所有的学生认真听讲并积极地向老师提问。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并不都是正确的，要勇于批判自己的老师！”

 

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学校教育能够真正把包括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等科学素养教育都落到实处；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社会也能出现像硅谷那样成为不畏惧失败、勇于接受挑战者的乐园，我们的科技事业就有了长足发展的强大社会支撑。

 

（作者为深圳高级中学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