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次只有数十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企业应该促进教育创新。在知名企业家集体缺席的情况下，这次会议急切达成了一项“上海共识”，以此呼吁当代社会最活跃的因素——企业和企业家，把参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一些在企业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如俞敏洪、李开复，原本位列会议的邀请名单之中，最终都因有事没有出席。这让一些与会教育学者感到遗憾。“我们的理想是过几年之后，不是由我们而是由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来主持这种会。”会议的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告慰与会者。

 

此次会议的召开基于一个很不乐观的判断：当前国内教育改革有来自于民众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和受教育者的压力，但是恰巧没有来自企业的压力。这与美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在教育变革方面，它的企业界是一支与政界、教育界鼎足而立的力量。

 

 

尽管中国的教育部门一再强调，教育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这种评价似乎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和批评之声弥漫在网络、报纸和日常的聊天当中。

 

到底谁最有资格评判学校培养的人才质量的好坏？郭玉贵信赖的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郭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最近回国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援引美国的经验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教育系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如果把教育当做一种特殊的产品，那么用户才是最合适的检验者。郭教授了解的美国，其学校、教育机构理事会的成员大都由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

 

会议的组织者提供了麦肯锡研究院与麦肯锡中国分公司在2005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它得出的结论与许多普通民众的感觉高度吻合：尽管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队伍非常庞大，但跨国公司发现其中极少有人具备从事服务业的必备技能。一项范围有限的访谈表明：在麦肯锡研究的九种职务（包括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定量分析员、通用类人才、 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中，平均只有不到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国企业中担当那些角色。

 

但问题显然不止停留在这些层面。中国社科院的资中筠女士自称是带着深刻的忧虑来到会场。她因为忧虑教育的现状而担心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资中筠缓慢而坚定地表示。对前者，她并不悲观，因为将来总会得到普及，老人所忧虑的是：我们的学校到底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她把升学率视为教育的“万恶之源”。教育部门试图调整这一偏差，但效果并不明显，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眼里，升学依然可以替代一切。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企业稳居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在国家出台的一些重大政策当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企业和资本积极参与所显示的力量，但是，在教育领域，拥有强大资源的企业界还远未展现它的影响力。它们常常抱怨招不到合适可靠的人才，却一直疏于向教育界施加变革的压力。“而在一些发达国家里，企业是促进教育创新和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企业不仅是教育的消费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新思想和新方法的产生基地。”杨东平说。

 

种种迹象显示，要提高中国毕业生的质量需要漫长而艰苦的努力，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界在参与教育创新上有着足够的施展空间。郭玉贵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赵中建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向美国学习，逐渐拥有改革教育的担当意识和能力——因为这也关系到它们的未来。

 

美国企业界走上教育改革的前台，是迫于对人力资源危机的恐慌。198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揭示了该国低质量的基础教育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意识到：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美国企业据此发展、乃至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

 

郭玉贵说，最近20多年里，作为制衡利益集团(指教育界)的力量，美国企业界强力声援各州和全国的教育改革，其典型的表现是积极参与和组织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并在多次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教育界对企业界的这一行为采取了强烈的抵制态度，直到1999年的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才首次派代表出席。2001年，“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得到国会的通过，也有赖于企业界的声援。在美国两党争执僵持不下的时候，企业界以游说两党议员、公开发表声明、召开研讨会等形式表示支持教改，并于该法案通过前夕的11月在IBM总部专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作最后的声援。

 

赵中建教授提到了一个名叫“企业圆桌会议”的非盈利性组织，其成员公司占据着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的近三分之一份额，上交联邦政府的收入税也占到美国所有公司上交收入税的近三分之一。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组织，也深切地关注教育问题，以确保国家拥有未来竞争所必需的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名为《激活美国的潜力：为了创新计划的教育》的报告是该组织在教育问题上的一次能力体现。它于2005年7月由“企业圆桌会议”联合其他14个企业组织共同提出，表达了“对美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中维护其科学和技术优势的能力的深深关切”，呼吁“为保持国家在21世纪的竞争力，必须培养未来创新所必需的技能娴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可以说，美国企业界影响教育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该国在2006年评选出的近10年来影响美国教育的十大人物，竟然没有一位教育界人士，只有比尔•盖茨雄居首位。

 

 

鉴于中国企业家与美国企业家的差距，有人对企业界能否深度参与到中国的教育改革上来充满疑虑。“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说不清楚的人，有的在贷款，有的在吹牛，有的在包二奶，有的在赌博。”身为企业家的聂圣哲在会上毫不掩饰他对众多同行的嘲讽，他说，“目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数不健康，要他们大规模参与非常有趣的事业如教育里面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但郭玉贵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只要继续走市场经济，而且这个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很多东西要趋同。”

 

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此次会议，强烈表达了希望企业界深层次、多元化参与教育变革中来的愿望，也没有忘记呼吁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应多向企业学习。这种声音首先来自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他认为，变化相对缓慢、反应迟顿的大学应该秉承非常谦虚、非常认真的态度向最具活力、变化最敏捷的企业学习其发展壮大的经验和敢于自我改革的精神。

 

“大学尤其是中国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没有特别的压力，虽然关注学生的就业，但坦率地说也不怕分配不出去，因为现在分配不是大学的责任。大学也不怕学生教的好或者不好会怎么样，因为这个结果是由学生直接来承担，等他们毕业后再找大学算账，时间也很长，也没有什么规范的渠道，所以也没有什么质量反馈机制。大学也不怕没有资金，虽然校长们都说很缺钱。”蔡校长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如何反思自己的教育，既为学生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完整的前景，又保持对人才标准的独立思考，那可是一个艰巨而重要的课题。

 

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大学要向企业学习它的先进管理经验，前提在于打破高等教育的体制垄断，培育出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但目前似乎看不到曙光。因此他把出现教育家的希望于寄托在民办高校身上。

 

胡建波是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近年来，他不断游走于欧美各个大学之间。对比之下，他发现中国的一些大学连基本的管理和决策机制都没能建立起来，“没有效益意识，没有风险意识，没有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他忍不住批评有的公立大学投入二三十个亿建立新校区，却没有多少钱用于提高教学质量，并导致学校的老师多年没有涨工资。

 

胡建波认为，不管是企业参与大学教育还是大学向企业学习，首先要树立效益和财务的基本概念。他所在的学院每年会花3个多月的时间来讨论学校一年的预算，这样争吵不休是力图确保每一分钱都能用在适当之处。

 

胡建波说，“大学销售两样东西：学位与课程，如果没有学位的垄断性还会有多少人读我们的大学？”这确实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