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废水量，从290亿吨上升到了660亿吨；3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翻一番达到2500万吨；30年，能源消耗也在持续增长；30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增加3倍；30年劣Ⅴ类水从10%上升到了30%……”

 

王金南迅速地翻动着PPT，他神情严肃，语气凝重：不知道现在说这些是否合适，但是我们目前的环境状况确实令人堪忧。在王金南的PPT里，“环境破坏触目惊心”的小标题格外醒目，一张张清晰的图表、图片则告诉人们，这不是危言耸听。

 

12月19日，由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环境保护研讨会在京举行。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会长、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应邀作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的主题报告。

 

王金南的报告又将萦绕在众多人脑海里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30年的环保事业发展究竟带来什么？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如何？未来中国的环保事业究竟该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2007年，全国GDP高达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67倍；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

 

“不可否认，我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大量消耗资源环境得到的，我们换来的是财政收入增长、国家实力逐渐提高。”王金南直言，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有什么还没有做好，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得过多，给予得太少。“我们靠的是廉价的土地资源、廉价的水资源和能源、廉价的社会保障成本、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廉价的安全成本。”

 

而代价是“环境破坏触目惊心”：到2007年有2.52亿人口饮用水不安全；2007年全国25%的城市酸雨频率超过50%；全国的海域有1/4受到严重污染；超过3亿城镇人口暴露于对人体有害的空气中……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则将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概括为“总体稳定、局部改善、个别地区恶化，是一种高污染状态下的控制”。

 

王玉庆介绍，近十年来虽然我国环境污染发展态势从总体上初步得到控制，但污染仍然很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大大超过环境总量。全国大江大河流域劣Ⅴ类水质的污染断面依然占1/5左右，城市周边的河流普遍污染严重，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尚有40%左右。污染严重的依然有9%。500个监测城市中，发生酸雨的占56.2%，严重酸雨（pH<4.5）的约占10%。特别是大城市灰霾天气增加，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尚未得到控制。60%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汞及其他重金属污染问题，我们尚处在底数不清的状态。

 

“看问题如果只看三年五年可能是‘总体稳定’，但看30年就不一样了。”王金南说。

 

2002年，研究人员作过一份中国环境安全综合评估，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城市的环境状况都处于中警和预警的状态。在2006年，耶鲁大学作过一份世界环境评估报告，将各国环境状况从好至坏排名，中国排第94名，2008年则变为105名。

 

王金南甚至指出，近年来连续暴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正是众多环境问题的集中体现。

 

不仅如此，环境污染冲突和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如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全国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2006年全国有161起污染事故；2007年，上报环境保护部的突发环境事件110起。

 

“未来中国必然是环境压力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实际上的环境污染受害国。”王金南说。

 

 

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堪忧，并不是说中国的环保事业没有发展，而正相反，30年来，中国的环保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环保法规也是硕果累累。

 

早在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从那时候算起，中国的环保事业整整走过30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环境保护就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从污染源的监管到区域环境的治理，从抓预防到污染的全过程控制、到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王玉庆说。

 

据王金南介绍，自1973年以来，全国人大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15部。1996年以来，国家制定或修改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影响评价、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法律，以及水、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农业、草原和畜牧等与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法律；国务院制定或修订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50余项行政法规；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等法规性文件。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职权，为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和颁布了规章和地方法规660余件。

 

自1973年，我国发布第一个国家环境标准以来，经历了1991年全国环境标准的清理整顿。截至2007年底，国家共颁布了11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共制定了30余项环境保护地方标准；我国的环境保护队伍不断壮大，相比1980年，现在增大了8倍；环保投入也随着经济增长同步在持续增长。

 

“我们的环保理念在国际上其实是很先进的，即使是最开始提出来的环保方针、措施，像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思想，现在都不过时。”王金南说，而这恰恰值得我们深思。

 

“环境保护政策方针过分脱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王金南认为。

 

 

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无疑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我个人认为，这些代价是必需的，是难以避免的。”王金南说，之所以把问题提出来，就是希望能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为何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关键是环保政策执行得不够好。”王玉庆认为。

 

以淮河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淮河就发生过污染事故，1989年2月，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造成多家水厂关闭，100多万市民饮水危机。为此，国务院环委会1994年5月召开了淮河流域治理执法现场会，启动了我国环保历史上第一个重大治污工程——淮河的污染治理，199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个流域污染治理的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6年、2003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控制的“九五”、“十五”计划。

 

“可以看出国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王玉庆说，然而，转眼10年过去了，2004年7月，淮河又暴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水污染事故，黑色的污染团全长130公里，总量达5亿多吨，于是有人说“十年治淮回到原点”。

 

而“环保政策执行不够好”，王玉庆认为，其中的主观原因，一是没有做到将环保必须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其次，环保投入不足；三是执行政策的主要部门——环保部门权威不够，长期以来国家给环保部门职能及其主要工作是防治工业污染，难以做到统筹兼顾，使一些方面的治理安排责任不清，长期落后，这些即常说的体制问题。

 

从地方来讲，许多党政领导对环保缺乏认识，“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成为普遍说法，除了认识问题，与中央对地方干部的考核过分突出经济增长指标、财税分灶后当地财政收入利益的驱使，亦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即常说的机制问题。

 

国家环保部环境政策中心主任夏光则认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重点突破口是在国家层面。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核心之一，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牛鼻子”。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就是国家的天职。

 

夏光说，强化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既要强化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威和权力，也要强化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和行动。

 

“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夏光说，除了政府管制以外，社会大众也是对污染行为进行抵抗和制约的重要力量，当前的问题在于政府管制由于得到法律授权而表现为现在的权力，而大众的力量由于缺乏组织而呈现分散状态。应当将国家意志与社会行动相结合，形成一种“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

 

《科学时报》 (2008-12-24 A2 资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