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30年的视角，但从某种意义上，有关中国大学的历史叙事应当从15年前开始、从北大开始，因为这15年是30年的浓缩，而似乎只有北大才能承载有关中国大学的宏大叙事功能。

 

1993年，中国进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后的第一年。在除夕的荧屏上，人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的主持人。

 

2月，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主宰百姓生计40多年的商品票证停止发放使用。

 

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77岁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同时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有20多位私营企业业主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２万亿元，占中国工业产值的二分之一。

 

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先生”和“小姐”的称呼在消失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生活中；股市上，飞速变化的行情令人心惊肉跳，京九铁路和诸多高速公路同时上马。

 

 

1993，在这些富有意味的情景中，北大推倒了校园临街600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这被看成“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的标志。此后，被许多评论反复咀嚼的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

 

这种悲观甚至哀怨的担忧在那之后的8年内被南门商业街上饭馆林立、小贩云集的嘈杂所淹没。外地民工、销售盗版VCD与假证书的小贩云集。北大95级学生江南的小说《此间的少年》开头曾描写这样一幅场景：郭靖骑自行车来到汴京大学门口，刚一停住，立马就有七八条黑影从不同方向围了上来，问：“光盘要吗？”“要游戏吗？”“软件游戏嘞”，而几分钟前，他们都还是行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

 

——这就是北大南门1995年的真实景象。

 

如今，要在“推倒南墙”与“纯正学者”之争中下结论未免草率，但公允地说，正如北大校企一位高层所言：“推倒南墙，搞产学研一体化，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机遇。”

 

翻阅资料，当时许多媒体认为北大推倒南墙改建商业街源于教育经费不足。北大一年仅教育方面的支出就需要4个亿，但国家只有不到1个亿的拨款，缺口达3个亿左右。如果仅仅依靠国家拨款，北大早已饿死。当国家对北大的财政拨款与实际资金需求的缺口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的时候，向市场靠拢也就成了近乎唯一的解决出路。

 

平心而论，“北大系”企业确实为大学的教学在资金方面作出了贡献。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北大系”企业集体亮相，这充分显示了校企在北大占据的地位。南墙推倒的8年后，“全国校企销售收入483亿元，科技产业收入300多亿元，其中北大就有120亿元，是排名第二的清华的近两倍”。

 

北大的“示范效应”在全国范围内被迅速放大——方正、同方、青鸟，越来越多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背景的产业集团正在中国的经济、商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高校企业的钱也并不是那么好挣的。被誉为一个国家人文精神象征的大学，踏上了寻求资本的漫漫路途。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直到2001年4月。

 

2001年，入世成为中国宏大的时代叙事的重要背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门，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举国上下竟有大松了一口气的意味。然而，在这个更为开放的时代里，北大选择了“出世”。

 

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4月3日，北大资源集团总裁叶丽宁打电话给南墙各业主，通知北大将对其周边环境进行整顿，南墙商业一条街将要拆迁。4月13日，北大正式下文，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对北大周边环境进行治理，商户3天后搬出。

 

北大对在南门商业街早已成势的“飞宇网吧”的清理近乎“摧枯拉朽”。“当时整个一条街都是飞宇网吧泛黄色的标记，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敬佩北大的实力和运作能力，‘撵走’飞宇就好像在一夜之间。”北大中文系一位博士生这样回忆飞宇在南门的消逝，“这是那时BBS上最热闹的事情”。

 

此后的若干年内，北大南墙在拆迁户所搭起的铁皮房子、张贴的大字报、拉起的抗议横幅之后悄然竖立。只不过，杂乱的抗议标志背后，灰色的水泥墙取代了40多年前的那段虎皮石墙。

 

在一片“南墙重建，北大回归”的赞誉声中，现在我们能够从有记载的片段中发现当年北大高层改写历史的蛛丝马迹。

 

2001年5月，北大校长许智宏在和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教授对话时说：“南墙有商业的用途、有历史的原因，拆除南墙是因为当时学校经费很少，所以要造一点楼，给人家做生意、赚钱。现在，北大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产业，做得非常好。北大南门从北京的规划来讲，造新房子不太有利，而且对我们的宿舍区并不是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同意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把那里重新移掉，把校园弄得更美丽。这样，在校园外面发展产业，学校里更应重视教育、科研。”

 

事实上，对于当年的北大和现在的大部分学校来讲，做房地产是它们最现实最可靠的赚钱方式。在中国高校整体科研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在国家拨款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房地产几乎是它们存活的救命稻草。“全国只有一个北大，只有一家方正。”北大方正可以用激光照排技术创造一个大产业，但这是一个百年难遇的高科技项目。中国大多数校企的盈利方式似乎都“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它们以经营学校房地产为盈利来源，通过与学校的有利关系获得教学用地进行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利，这在北京的高校中比比皆是。”一位北大学者这样认为，“北大当然可以不在乎那每年几百万元的租金（飞宇每年的租金是400多万元），可很多学校在乎。”

 

所幸北大依然走在了前面。南墙的重建与方正的改革几乎迈着同等频率的步伐在前行。方正成为以股权社会化、多元化，和教、产分离为核心的校企改制的试验田，一方面在褪去了北大的光环后，终于能够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也兑现了北大将逐渐撤离产业的诺言，使其成为真正回归大学本来面目的一个标志性行动。

 

正如北大学者所言，“学校办产业，在一段时间里作为应急措施可以理解，但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校企短期会带来看得见的利益，教学滑坡却需要10年才看得出。如果因此而影响一代人的教育，这是一个长期无法弥补的失误。”

 

 

2008年的北大有两大关键词：校庆与奥运。

 

连接这两个词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专属名词“三角地”。

 

2008年5月4日，北大110周年校庆这一天，回到母校的校友们发现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土地上种植了新鲜的绿草，周围还安上了铁栅栏，原先那贴满讲座、社团信息和杂七杂八各色资讯的破烂布告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电子公告牌，巨型电子幕墙显示，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96天。

 

三角地的拆除理由也许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复杂：为了整治校容，应对检查，迎接奥运。

 

这个事件让沉寂多年的北大论坛一度火爆，各路媒体评论纷至沓来。“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当年的南墙，”一位中文系博士生说，“一样热闹非凡。”

 

过去，北大人在面对媒体时常有过这样的抱怨：为什么北大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全国的广泛争议？正如北大南墙曾让每一个南墙业主连做生意都小心谨慎，每一次产权变动也被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被放大关注。

 

南墙被推倒的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发表完振奋人心的南巡讲话。

 

南墙被推倒的前半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第一次写入十四大报告。

 

南墙被推倒之时，北大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亦被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裹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北大资源楼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生意场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南墙重新竖立起来后，人们已经对那里的景象习以为常。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连北大的伪造文凭都进入市场流通，南门外的公开喊价是每张300元。

 

除却南墙，阻止旅游参观、修建“未名湖大酒店”、与港大状元之争、丘成桐“引进假人才”论、整治朗润园、限制旁听等，都一次次将北大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在整个中国大学领域，扩招、本科评估、学术不端等，一样在公众舆论平台备受关注。

 

大学，不仅是北大，注定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希望的载体；也因此，她被社会给予太多的关注，以致她的成长注定曲折沧桑。

 

刚刚卸任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在110周年校庆致辞中欣慰地列举了北大若干年间走出去的人才——这里，优秀的年轻人依旧蜂拥而来。

 

在30年这个节点上，以整个民族复兴为背景的有关中国大学的更多精彩，足以让人当做一种悬念，留待下一个30年细细品味。

 

《科学时报》 (2008-12-10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