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中后期，文学学科一直担任着“引领”的角色
引言
在福建东南的海面上，有一个美丽的小岛——鼓浪屿，每天，岛上的居民要乘轮渡到海那边的厦门上班、下班、办事、购物。20世纪80年代初，有不少小说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那时厦门到鼓浪屿的轮渡码头上有一个阅报栏，前面总是会聚集着一群人，认真地阅读着新发表的小说，直到傍晚天色渐暗，字迹再也辨认不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诗人顾城到学校里的学生文学社团诗社来演讲，教室里人山人海。他隔着人山人海，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而现在，这一切都复归平静。
2008年的初秋，在北方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里，记者在寻找着中文系所在地，接连询问了3位同学，均摇头表示不知道，在第四位同学并不太确定的指引下，记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中兴：引领思想解放
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文学学科下包含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和艺术类4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学科，只指中国语言文学。
这是一个古老的学科，自隋代科举制形成，论文便是考试的主要形式，在科举制日渐完备的唐代，诗赋甚至也成为主要内容。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引入中国伊始，文学仍然是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学校最重要的专业之一。
“文革”时期高考停止，文艺创作领域也是百花凋零，只剩8个样板戏和1部小说《金光大道》，文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几乎停顿。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语言文学作为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联系最紧密的专业，几乎成为大学里最受追捧的专业。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回忆，1978年他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时，总共有800多人报名，最后只录取了8人。
“当时的社会热点大多与文学有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一部小说的出版、一幕话剧的上演，都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作家的号召力非常大，研究作家的，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
从1978年开始的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成为社会主题，而文学则是宣传的主要手段。1978年1月，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知识分子正名；1978～1986年，巴金《随想录》的系列写作，对“文革”历史作出了深刻检视和理性反思等等。这些既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社会事件。
在这个时期，文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与社会大的趋势密切相关，据南开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教育部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洪介绍，在文学领域，建国以来一直受偏“左”路线影响，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自1978年开始，过去的禁忌被打破，人们欢欣鼓舞。文学学科开始重拾传统，很多被偏“左”路线排斥在外的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和重视，扭曲的文学思想得到纠正，文学研究也跟着快速发展起来。
据温儒敏介绍，那是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化的年代，政治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联系非常紧密。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它的社会功用——重新评价、讨论“文革”中的人和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学科内部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显学，而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等文学内部的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遭遇。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领域，新方法的引入更是让研究者们眼界大开。
据陈洪回忆，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先生，1979年开始到南开大学讲学，所作的学术报告场场爆满，大阶梯教室里能坐能站的、所有的空隙都挤满了人，中文系要组织学生纠察队来维持秩序。
“当时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非常单一，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研究的主要对象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研究方法无非是文本的思想内容，里面包括精华和糟粕；写作的艺术方法，包括情节、结构、语言，等等。”陈洪说。
叶嘉莹带来的海外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和方法让听课的学生和老师们耳目一新——文学研究工作居然可以这样进行！“在那个时期，人们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勾勒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美好发展前景。现在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仍然很受欢迎，但远没有当年的轰动效应。”陈洪说：“现在新方法、新角度层出不穷，已经不是当年的闭塞状态了。”
这个时期，各种文学社、诗社在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大学生在一起讨论文学、研究文学、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成为时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创作和研究人才，在那个文学备受瞩目的年代，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不同专业的同学，用清秀的字迹抄写着诗句并反复吟唱已无法统计。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群，20世纪70年代末入学的王小鹰、赵丽宏、陈丹燕，80年代初入学的格非等，均成长为优秀的作家。
这就是当时文学的号召力，美是自由的象征——不但要活着，而且要“自由地活着”；不但要生活，而且要“美的生活”；不但要干事业，而且要干“甜蜜的事业”。“像文学一样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是那一代人曾经的理想。
喧嚣：“好作高言大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西方文学、哲学理论被广泛引入，也有很多在国外访学的学者将国外信息带回到国内，特点是大量而且集中。“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思想、观念、方法，被压缩成饼干，在一两年内全部介绍到中国来。”陈洪说。
在中国的文学界乃至思想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时期，西方的文学、哲学、历史方面几乎所有的理论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对于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在“拿来”时出现了盲目、过热、生吞活剥的现象，其原本的发展轨迹被忽视，甚至有些已经在西方被抛弃的东西也被奉为至宝。
“当时出现‘新方法热’，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当然，这也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角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最后演变为‘不提新三论就不要谈文学’的‘唯方法论’，方法成为文学研究的纲领，这就出现了偏差。”陈洪说。
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更是风行一时，成为文学研究最时髦的理论，其时一位学者声称：我已经把弗洛伊德吃透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我都可以指出作家当时的潜意识状态，尤其是性意识，只是他们怕羞不敢承认。
据陈洪介绍，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界思想高度活跃，但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浮躁的现象，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片面和偏差，特别是对传统的颠覆。首先在纠正十七年文学（建国至‘文革’）、解放区文学（建国前）、普罗文学（五四时期）中存在的偏“左”路线的同时，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过度质疑甚至否定的情况。
其次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颠覆。当时有一位青年学者声称：不把屈原扳倒，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时期文学的研究；不把杜甫扳倒，不会有对唐代诗歌的研究。“他的依据是，屈原拥护楚王反对国家统一，是狭隘自私的地方主义；而杜甫也是拥护封建王朝统治为出发点进行创作，是反动的。殊不知，他正在用这样的观点来表示自己是以一种极端激烈的极‘左’方式来表现自己对极‘左’思潮的深恶痛绝。”陈洪说。
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在这部纪录片里，制作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质疑甚至批判的同时，出现了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现象，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在这部纪录片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还是相当有深度的，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应该有一种理解的同情。”陈洪说。
随着1989年一场众所周知的事件，对建国以来“左”倾路线的反拨也进入尾声，喧嚣的文学界、思想界渐趋平静。文学界、思想界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理论的冲击带来的“泛西方化”的特点。在陈洪看来，这种反思很像清朝中期对明代人的重新审视：“明人空疏无学，好作大言。”
黯淡：回归学术本位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前一时期文学界、思想界风行的，以一种不明就里的方式全盘吞咽西方理论，不顾其产生语境，与中国实际完全脱节，此种倾向已经让人生厌。此外，不少文学研究者好作空言大论，随意发挥自己的观点，却没有材料、证据来支撑；学术上不严谨，论文中的引文完全没有出处，甚至将别人的观点直接据为己有，缺乏必要的规范来约束学术研究。
针对这样的学术生态，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反拨。1991年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与学术同仁共同创办、主编的学术集刊《学人》出版，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民间自发的方式来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研究，自觉将论学与论政分离。在这些学者看来，做学问需“二三不居庙堂的素心之人、荒郊野老，远离市井喧嚣”，潜性钻研才可。
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恐怕要数邓小平南巡，此举推动了中国更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解放彻底转向经济建设，经济领域成为绝对的主战场。人们争先恐后想要做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实用主义、拜金主义随之盛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社会流行语，以文学学科为代表的、关注人类精神层面的人文学科似乎都成了“无用”的学问。
此外，这个时代影视的迅猛发展也在挤压着文学的生存空间，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文学不再是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方式，电影和电视剧以其形象性、通俗性的特点迅速占领了人们的业余时间。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学习、研究文学的人，也失去了身上的光环。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文学学科慢慢疏离了喧嚣的“尘世”，重归“象牙塔”，潜心学术、整理史料成为主题。
在温儒敏看来，文学学科去除了政治色彩，还原本来面目当属正常，而且在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法学等领域需要更多的人才，学科发展随之迅猛，文学学科与这些学科相比，自然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虽说文学学科更趋学院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增强，造成研究视野狭窄。而且当下相对主义流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起来很热闹，但你写文章我不看，我写文章你不看，标准模糊、没有争论，无法形成交锋，价值标准混乱。”温儒敏说。
而且，在文学学科回归学术的过程中，人文关怀也跟着削弱，对社会的担当和责任也跟着削弱。陈洪曾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提出学问是公私之间的天空，既有个人色彩，也有社会属性，走到哪个极端都不妥当。
收获：
边界清晰 内容充实 资料丰富
“虽然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文学学科总体上是在发展。”温儒敏说。
以文学学科内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野，以政治事件来进行文学分期，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学领域人为的割裂。“比如老舍这位作家，解放前后的文学创作该如何来把握？他应该属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陈洪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而打破了政治对文学设置的界限。
学术边界日渐清晰，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充实，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先秦和唐宋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现在几乎所有历史阶段都有人在研究，而且成果不少。”温儒敏说：“还有语言学，以前偏重汉语史的研究，现在语义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这些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发展。”
“文学学科曲折发展，总体趋向于合理和饱满，学科与周边关系也有发展，在大学里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是中文学科辐射作用的表现。”陈洪说：“虽然其间也有停开，但现在已经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不仅如此，在这30年里，文学研究的史料积累更是客观。“在古代典籍整理方面，有两个时期是值得骄傲的，一个是‘文革’时期，一个就是改革开放的这30年。”温儒敏说。
虽然“文革”时期文艺凋零，但古代典籍整理的工作并没有中断，即使在大部分刊物停办的情况下，《文物》和《考古》这两份杂志却一直没有停刊。在古籍整理方面，这个时期的“举国体制”起到重要作用，不仅经费充足，而且研究人员整体水平也非常高，“二十四史”的标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改革开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温儒敏是这个时期古籍整理的亲历者。“30年来，可以这样说，在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古代重要典籍都整理出来了，而且是系统出版。”温儒敏说。《全宋诗》、《全唐文》等文献的出版，填补了文学研究史料的空白，特别是《全宋诗》浩如烟海，前后出了72卷。
“古代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作家，包括一些二流的作家的资料、年谱都整理出来了。”温儒敏说。
不仅是古籍，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整理也很可观，有20多家出版社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前后出版了100余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沈从文等许多重要现代作家的年谱都已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如编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现代作家的文集和研究资料；发掘张爱玲早期佚文多篇，编订《张爱玲集》（六卷本）、《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和“阅读张爱玲书系”等。
“资料搜集工作方面，很多工作以前没有做过，比如不同体载的文学史，现代小说史、现代散文史、现代诗歌史等；比如断代文学史，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40年代文学史等；区域文学史，山东文学史、江苏文学史等，这些工作将资料梳理得更清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素材。”陈子善说。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就资料整理这方面，可以说，这30年来的工作是空前的。”温儒敏说。
文学学科30年大事记
1977年，高考恢复，中国语言文学成为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
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逾万种，而1978年至今30年来整理的古籍，占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古籍总数的85%。
1985年，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设想，提出不再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野，设想厘清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此理念至今仍在探讨之中。
1991年，王守常、汪晖、陈平原主编的《学人》创刊，同年11位学者召开关于重建中国学术史的座谈会，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人文学科研究开始“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1994年，国家教委开始在各大学设立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扶持人文学科的发展。
1997年，国家教委决定成立首批8个高等学校文科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档案学。
1998年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中国汉语言文学类下设立“对外汉语”专业。新世纪开始，各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立该专业。
随着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截至2008年10月，已经启动建设了292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对外汉语的推广，该专业成为中文学科最热门的专业。
（本报记者 袁建胜/整理）
《科学时报》 (2008-12-9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