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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省思之二：正规化、行政化及教育精神式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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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研究生教育恢复之初，教育界曾流传着这样一则轶闻：南方某省在报给教育部的100多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中，有不少是各院校及其系部的领导人，其中甚至有一名膳食科长，但却没有一位在全国学界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因而该报告在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理所当然地被发回重报，并被告知：若不报这位先生，其他人就别报了。该省迫于形势将这位先生报上去，最后该省此次获批的导师只有一人，就是这位国学大师。这个传说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描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彰显了当时的教育精神面貌。亦即在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界的风气还是很正的，是有原则和令人敬重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教的最大变化，一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出台了许多促进和保护高教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为高教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方向。这些法律和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明显向高等教育倾斜，从整体的意义上促进了高教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而高校扩招、高校合并、高校评估等举措，使高校规模、校园面积、教学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教在规模上达到了本科生世界第一、博士生世界第二的水平。
二是在高教内部，改革开放政策既使教育领域中的高考、研究生教育、公派留学生等面向社会的制度得到恢复，也使学历学位制度、教师职称制度、研究生导师制度等面向师生的制度得到恢复，各种规章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健全，使高教逐步走上正轨。主要是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为社会伸张了正义，唤醒了人们长期埋藏在心中的理想冲动，凝聚了民心和民气，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大学校园内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文明景象。其时的“努力学习，振兴中华”，并非仅仅是悬挂于校园上空的口号，而是从广大学子心中流出来的理想和信念。作为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的77、78、79三届大学生，在上大学期间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求知精神和极其刻苦的学习态度，也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和赞誉，成为中国高教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代大学生。
三是改革开放之初恢复的高考制度，体现出了作为文明社会显著特征的公正性。这不仅使千千万万名优秀青年能够通过一种公正的方式进入大学，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以制度的力量促进了全社会尊师重教、文明和谐风气的形成。高考制度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象征，还唤醒和激励了人们心中对文明、进步的期待和追求。这些文明和进步的理想有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科学等人类社会的普世性观念，也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现代大学理念，使既有的大学制度和文化遇到了思想空间狭窄的难题。思想解放所激发出的高教领域中的文明期待和热情，使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教育制度和文化的“恢复”水平，而期望高教制度能够与时俱进，融入世界大学的发展潮流。正是对人们发展高教愿望的呼应，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活动进入高潮。为了解决制约高教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由教育部组织，在全国100多所高校中进行了以党政分开为原则的高校领导体制改革试验，意在解决从建国后就一直困扰高教发展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这样的努力虽然未能继续下去，但努力本身是可贵的，是应该肯定的，是我国高教进步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是我国高教体制的举国体制特征，决定了高教领域的所有活动都需要运用行政权力或者依靠政治权威人物来推动。恢复高考是这样，高校扩招、高校合并、高校收费、高校评估也是这样。行政权力在高校中的广泛应用，造成了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高校中的行政组织极其发达，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庞大，既形成了高校人员结构的畸形状态，又加大了高校的人力成本和内耗机会。二是行政权力作为高校中的主要管理力量，控制了高校中的一切有机资源，造成了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的教育权利贫困，使高校中的学术权力边缘化。三是高校中形成了由行政权力主导一切活动的习惯和逻辑，高校中几乎所有的机构及其活动都呈现出行政权力的特征，行政威慑和行政惩罚成为大学中最常用的制度工具。四是行政化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既造成了一些教师和学生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又形成了高校领导层的“一言堂”、“一支笔”现象，积聚起了高校中的官本位风气和趋官潮流。深圳某大学44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职位的事实，就是高校行政化现象的最生动标本。
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教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与我国社会形态有同质同构的特征。一方面，我们建设起了一个结构合理、数量庞大的高教体系，建立健全了高教内部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实现了教育管理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另一方面，在高教管理和建设中所依据的都是行政权力及其力量，从而形成了抑制高教本体性力量发挥作用的行政化特征。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形态，使高校中的学术性精神和力量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难以产生高教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精神是现代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依据。我国现代大学的学术精神，是在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老一代教育家们主教时期培育并生长的，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精神，吸收了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价值理念，具有与世界著名大学精神相通的特点。这样的大学精神，使我国早期大学有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其教育品质和社会影响达到了与世界先进大学同步的水平。
然而，由于我国的现代大学一直处于乱世之中，这些作为大学命脉的学术精神，并没有转化成稳定的制度传承下来，建国后的移植“苏联模式”更是漠视了这些学术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使其一直处于被排斥、甚至被打击的位置。许多大学人，甚至一些担任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的人，其内心并不认同或信奉这种学术精神。改革开放中焕发出的人们对现代大学学术精神的追求，期待能够出现像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教员当以“积学与热心”、“立志终身研究学问者”为标准的教育理想和宗旨。人们的这些期待和诉求，既成为一些教育政策出台的动力，也成为与旧体制摩擦的原因。其曲折和难为，构成了30年中许多引人注目的事件。
由于现体制只引导了高教在微观领域中的具体性制度建设，没有进行大学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革新，因而被院系调整及其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的大学学术精神，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和流动于一部分大学人的心中，由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学生传播。又由于高教没有建构起体现自己独特价值趋向和精神主旨的教育理想和信念，因而在精神上处于飘泊的状态，成为没有自己灵魂家园的精神流浪者。在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迅速被功利化的潮流所席卷。从早期的“教授卖煎饼”，著名大学“破墙开店”，全国大学一窝蜂地搞创收，到如今的大学向官员“送学位”、“送荣誉职称”、“送荣誉职务”等，都显示了大学精神的堕落。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一所大学中校长、书记双双受贿”、“院长嫖娼、”“教授著作、论文剽窃”、“研究生导师与学生进行性交易”等丑闻，更使大学颜面尽失、斯文扫地。媒体披露的丑闻虽然只是个别事件，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及环境，特别是对学生全面影响的教育风气，则是深刻和深远的。
如今的大学，很像有些地方政府的豪华大楼，外形豪华气派，内里设施也极尽现代化，但是在其中办公的不少人，却既没有“公仆”对自己“衣食父母”应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也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其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行为备受指责。又像是虽然水流不大、但还算清澈的一条河流，却被岸边一些工厂中排出的废水污染，不仅不能饮用和浇灌，还对河道和沿岸村庄造成伤害。试想，在学校以行政动员要求教师以弄虚作假的方式对待上级检查的环境中，在教师竞相寻求“当官”的气氛中，在师生都不把论文、著作剽窃当做羞耻的文化中，学生们能熏陶出怎样的人格呢？能成为怎样的人才呢？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8-11-14 A4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