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如果不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也至少在中国科学界尽人皆知。正是他那部倾注了全身心血、在去世时尚未完成的旷世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技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英国高产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的新作——《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解开中国之谜的惊世骇俗科学家的传奇人生》（The Man Who Loved China: 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是一本关于李约瑟由生物化学家转行成为中国科学史家的新传记。作者参考了包括李约瑟日记、书信等在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告诉读者李约瑟是如何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产生兴趣，并为之奋斗终生，也从独特的视角找寻传主的异乎寻常之处，尤其是作为“男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读来生动有趣，不觉枯燥。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在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以后的人生。

 

李约瑟上的是成立于14世纪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决定改学化学。通过3年的刻苦学习，加上祷告，他获得了学士学位。

 

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悲痛之余，李约瑟找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6年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通过以前的李约瑟传记，我们已知道，来自中国南京的女子鲁桂珍是李约瑟的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确实，《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鲁桂珍功不可没，用鲁桂珍的话来说，李约瑟在东西方文明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她自己是支撑的桥拱。李约瑟还曾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1卷献给鲁桂珍的父亲。

 

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鲁桂珍成了李约瑟的中文老师兼情人，而李约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像对鲁桂珍一样炽烈的痴迷。就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者、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科学史科班训练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学家诞生了！

 

 

1942年夏天，李约瑟专程看望在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他设想有一天将这个想法发展成一本向西方解释中国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有多么深远和巨大的著作。

 

在中国的3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出行11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不过，《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透露，李约瑟的出行其实有着多重官方使命。除了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外，李约瑟还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直到1948年他才返回剑桥着手他的恢弘计划。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庆幸的是，李约瑟的兴趣得到了剑桥大学的认可。6年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而是与妻子一同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3年的房子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其实，李约瑟来到安波伊斯并不仅仅是为了凭吊达·芬奇，而是想逃离人们的视线。另外，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著作是否会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

 

事实证明，李约瑟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后，英国《观察家报》、《新科学家》、美国《纽约时报》及《美国历史学评论》等报刊都发表名家评论，赞扬这部著作。第1卷第一次印刷的5000本一售而空，出版社不得不加印。

 

李约瑟终于释怀了。此后，他将余生献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5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24册（他生前出版了18册），计15000页、300万字。他的学生与敬慕他的科学家正合作完成其余各册。这本巨著是剑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学术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向读者展现了李约瑟不为人知、至少是不为中国读者所知道的另一面——他的一些惊世骇俗、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这就是书名中为什么要用eccentric一词的原因。

 

进入剑桥是李约瑟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一改拘谨的性格，变得风流倜傥起来，而且热衷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喜欢裸泳，喜欢跳狂野的毛利舞。

 

又比如，他每每见到漂亮的女性，都会忍不住追逐调情，一生风流韵事不断。当年他一进入霍普金斯的实验室，就被众多聪敏的姑娘所吸引。与此同时，李约瑟风度翩翩，博学多闻，懂7种外语，后来又有了高级讲师的头衔和随之而来的高薪，加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投资于股票的年金收入，又花言巧语，自然对女性颇有诱惑力。

 

鲁桂珍进入李约瑟夫妇的生活后，由于李约瑟和妻子（鲁桂珍为她起的中文名字为李大斐）在结婚时便公开约定，他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不必为对方守贞，并可自由追求让他们心动的对象。因此，李大斐对于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关系不仅眼开眼闭，从不吃醋干涉，甚至3人性情相悦，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李约瑟爱好速度和冲刺。他曾拥有过一系列跑车。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李约瑟访华时曾就是否让中国人开汽车向他咨询。李约瑟不解其意，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在剑桥时骑自行车就够了。”这可能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发展汽车工业的原因之一。

 

《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出版，恰逢中国重新崛起并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之际，定然会引起世界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好奇与兴趣。但是，“李约瑟问题”更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沿着一条康庄大道前进，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此文原载《中华读书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