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大学里，校长承载着办学理念、治学精神和育人责任。无论从领导决策还是管理调控，大学校长都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一段时期以来，大学校长职业化成为热门话题。何谓职业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指依人们参加社会劳动的性质和形式而划分的社会劳动集团。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指要有专门从事大学经营和教育服务的职业校长，它不是一种职务而是要具备某种能力和特质的社会群体，并由任命制的官本位转为聘任制的经营者。

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我们正成为教育大国。但是，我们不是教育强国，大学教育更具差距。大学里大师稀缺，也未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大学排名靠后，建校才十几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其排位竟列我国百年名校之前。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大学的官僚化和校长的职务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按照行政化的模式和要求，许多校长并不是教育家，也很难成长为教育家，即使成为教育家也被刚性的退休年龄淘汰了。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大学里，集权化、程序化、刚性化成为大学管理的特点，而大学精神所应有的灵活性、宽容性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工具化的大学教师怎么可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时下越来越遭非议的大学评估，就是这种行政化的结果。现在都在议论加大改革力度，大学怎么改？我以为，一是要继续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是按照职业化要求，搞好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这里只说说大学校长的遴选工作。

职业化校长最主要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他们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校长应是教育家，懂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有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革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前三位校长和我都很熟，他们没有一位是院士，也都不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如果有很高学术水平又懂教育和会管理的，也可以当校长，例如钱伟长、杨福家等。但如果只是学术水平高，一般是不一定当好大学校长的。

其次，有职业精神和管理能力。敢于负责、敢于解决问题，敢于严格要求是著名校长的共同品质。它在过去普遍存在，现在依然随处可见的“怕犯错误、左顾右盼、遇事不表态”和“工作松懈、怕得罪人、因循守旧”形成尖锐对比。敢于负责总要得罪一些人，而实际中是好人不能得罪，不好的人也不能得罪，因而成了缺点、错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包括校长不作为，为什么老好人吃香，为什么庸才占据领导岗位，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非不分。

其三，当大学校长就不要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做好管理工作。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教授前年在新疆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说，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我是赞同的。过去有一句话说：“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校长是很忙的，怎么可能又当校长又搞学问。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就说自己从来没有带过研究生。现在一些大学校长自诩自己当校长，又带了多少博士生。我认为要么就没有当好校长，要么就误人子弟。十多年前，一位院士当一个名校的校长，询问我如何发表施政演说。我说你一定要讲一条，就是牺牲做学问的时间，搞好学校管理。我还给他设计了一条口号：“我当院士为人民，我当校长也为人民。”大学校长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因此，校长任期要因人而异，不能“一刀切”。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平均任期20多年，个别达到40年。

其四，要关心社会、锐意改革。科技史证明，科学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本身不可能发展。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功能。据我了解，在高校中，朱九思和邓旭初是最早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刘道玉在高教司工作时，对恢复大学招生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转型中，大学要跟上改革的步伐，和社会一起成长。

最后，要有创新精神。现在到处讲创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就拿全国大学的校训来说，差不多都是那几句话，什么“团结、求实、创新”之类。十多年前，我在创办一个不大的职业技术学院时，提出的办学理念是“职业型、大众化、开放式”。把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为“理论上超过中专生，动手强过本科生”。等我卸任后，通过所谓“全民公决”方式，改成“学以致用”的套话，把人才规格改为“思想好、懂理论、会操作”的空话。有意思的是，最近教育部发文，说职业院校要按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的要求办好。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殿堂，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大学校长，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科学时报》 (2008-11-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