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进步理应由科学技术推动。一场被延误了十几年的科技政策革命重新启动，科技界冤假错案不断被平反，科研人员归队，科研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他特有的诗人般的语言，号召中国科学家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科学的春天”。

 

1985年，中央政府确立中国科技新政策：从高度计划性体制向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方向转型；1995年，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为中国科技政策新走向；2006年，中央政府又做出“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决定，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今后15年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几次重大科技政策调整，被长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科学在国人的心目中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了。

 

改革开放之初，科技的作用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技术含量是很低的。知识在低俗的金钱面前大为贬值，这可从科学家的收入中略见一斑，“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待遇的真实写照。

 

1985年，笔者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动物园“鸣禽馆”附近，办公条件很差，同事们戏称其条件尚不如生产队。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所参加工作，工资只有几十元。199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首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资开始加倍（双工资制）；2001年，植物所全面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实行三元工资制，待遇也大幅度提高了。因国家整体重视科学家的贡献，由此带动了科研成果的国际化。许多文章在国外一流刊物上发表，在国际组织任职，或在国际刊物中任编委、副主编甚至主编的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多，为国际刊物审稿已成为中国科学家的“家常便饭”。

 

然而，中国科学尽管经历了30年的追赶，我们离科技大国的目标还很远。虽然用诺贝尔奖衡量科学进步指标相对单一，但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家整体科学发达程度。我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尚未实现零的突破，不仅远不及美国，离英国、德国、日本、瑞典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抛开国际大奖不谈，笔者甚至认为，中国现代科学比起其顶峰时期来，含金量高的科研成果较少，像钱学森、郭永怀、李四光、竺可桢、陈景润那样的学术大师也明显少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发表SCI论文在国际上的排名尽管很靠前，但是大部分研究为追踪研究或“跟风”研究，科技界重复劳动，小成果低水平无限放大，是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的通病。

 

与经济建设相比，尤其与体育相比，中国科学的发展是相对“落伍”的。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引领，将会走向极端，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危机、社会道德下降等都说明经济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是脱节的。目前，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走科学发展道路，无疑是有重大战略眼光的。

 

为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有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攻关计划，涉及信息、农业、能源、医疗卫生、国防、生物技术、材料等领域。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发机构，形成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些科技战略方针的制定，有助于推动中国科技整体实力提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科研决不能搞“大跃进”，宽松的学术环境，自由的探索精神，持之以恒的科学献身精神，才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在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和平崛起和引领作用举足轻重。以追求财富和享乐为人生理念的西方技术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变暖等人类生存危机。占据全球人口1/3的中国和印度如果重蹈西方经济发展覆辙，则全球变化“定时炸弹”将提前“引爆”。自然科学与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人文科学并行发展，对于整体提高我国科学的国际地位，加强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力，维护世界和平，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意义重大。在这些方面，中国科学家理应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8-10-10 A4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