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下村修、马丁·查尔菲，华裔生物化学家钱永健教授，他们是因为发现和发展绿色荧光蛋白(GFP)而获奖的。对此记者连线了蛋白质组学、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士贺福初，对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进行解读。

 

记者：钱永健教授等三位科学家因发现和发展绿色荧光蛋白(GFP)而获奖，贺院士能否简单介绍下这个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有怎样的意义？

 

贺福初院士：目前人们对发光荧光蛋白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它能够示踪蛋白质，什么含义呢？就是说人们基于它与成像技术的结合，能够以高的时间、空间分辨率，记录、分析一些活的生物系统、生命过程中非常微量蛋白质的行为、作用等，而且在无光的情况下也能进行。这在过去，即使在有光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实现的。

 

这次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当中，下村修是发现了GFP这么一种荧光蛋白；马丁·查尔菲把GFP蛋白所对应的基因克隆出来，然后人为的去进行表达。华裔生物化学家钱永健教授则是集大成者，它的发明改造、改构了这种发光蛋白，使之能对各种生物系统、多种条件下的蛋白质进行示踪标记，加上成像术，使得我们可以把过去很难显现的活的生命过程(活细胞，甚至整个动物)显现出来，从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此外钱永健教授还做了大量光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记者：有报道称钱永健教授发明的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为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发展带来一场革命，为什么这么说？

 

贺福初院士：生物学研究常常会讲到标本，标本是从活体上采集下来的，它可能瞬时处于有活力的状态，但常常可能已经死了。所以过去，“生物”学研究常常研究的是“死物”。有了这个GFP示踪后，就可以研究实实在在的活的生命过程，这就好比研究熊猫、海豚等野生动物，为它们带上不影响生存以及活动的发射信号装置。所以从方法学上来讲，是一个革命。而在过去这点是难以实现的。

 

此外GFP不仅对于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影响很大，它在 几乎每个领域应用都很广，像分子生物学，肿瘤生物学，免疫学，内分泌学，肝病学等。

 

记者：我国在有关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

 

贺福初院士：在GFP蛋白应用方面极为广泛，很少有实验室不用。研究GFP如发光机制这方面比较少，但有一些科学家正在发展和开拓新的GFP应用技术。

 

记者：您觉得作为科学家，能够取得重大发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贺福初院士：重要的因素很多，我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尤其是对中国的科学家来讲，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一定要注意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原创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个领域如果没有下村修前期的基础研究的话，后面是无法开展的；第二个方面是当有基础性研究的成果以后，这时就涉及到可能的用途问题，最好关注在原有领域外可能会有哪些用途，而不是仅盯住原有的领域；第三个方面要考虑到世界范围最需要哪些技术、有哪些广泛的需求，然后主动思考世上已有的哪些研究成果与技术可能发展以满足这种需要，即明了时代的使命与需求。前者是在于对科学一种基本的追求，这种基本的追求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完全是基于对自然的一种好奇和对理性的一种求索，这是进行基础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当我们做出了基础性研究成果之后，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斋，还要思索会有什么样的用途。当然，对于某一个科学家来说，也可能这是苛刻的要求，因此这是对整个科学技术界而言的。

 

钱永健教授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出色的工作，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大师。面对实际的需求，能不能够运用已有的基础与技术研究的成果形成一种集成来满足时代或历史的需要，这是一种时代使命感，也是一种历史敏锐性。第一位科学家发现了自动发光的蛋白，进行的是基础性研究，也是科学研究；第二位马丁·查尔菲把握住了基础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运用当时已经成熟的基因工程技术，克隆了此蛋白的基因并完成其高效表达，是工程性研究；钱永健教授的贡献在于他发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满足了全球生物学界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需求，他看到了这种需求而建立了相应的技术，这种技术当然是基于前期一些人原创性的基础研究与中期的工程研究，在他身上集大成，这就是一种时代使命感和历史敏锐性与卓越技术的完美结合。虽然说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科学、技术、工程研究所需要的专家素质是不一样的，但每个领域均可以做出历史性贡献，而且彼此形成了一种难得的“接力”。

 

对于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家，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基础性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自然、是理性、是真理，不应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下村修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就是凭着对自然的好奇进行研究。媒体、公众、官员、组织机构不要对基础研究带有功利性的看法。但是对应用性研究来讲，必须要横跨基础与应用，为此架起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清楚社会有什么样的应用需求，基础研究已有什么样的认识、成果和突破，在哪里去架起桥梁，这类技术科学家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马丁·查尔菲，他们可能不会发表很高深的论文，但是他们在基础和应用间架起了桥梁，他们清楚时代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并矢志不渝的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对“接力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科学、技术、工程工作和科学、技术、工程工作者应该有不同的要求，要遵循科学、技术、工程的各自规律，这点尤其值得我们进行反思。下村修更多是一位科学家，后面两位更多的是以技术、工程为背景的工程师，这三者的获奖是一个绝妙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