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报道了中国正在计划将“宽容失败”写进法律。据称，中国科技部（MOST）提出的这项草案是为了鼓励科学创新并抑制日益猖獗的学术不端行为，因为如果有了“宽容失败”的法律保证，中国科学家就不会为了保住未来申请基金的机会而特意隐瞒研究中的失败。然而批评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评估和监察系统。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地质学家程国栋说：“中国的科研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必须做出成绩。实验室里的成败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其他福利，如职位、薪水待遇和社会福利等。失败的代价极其高昂。”
有些人认为，中国科研人员因为担心失败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不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对失败的担心会导致全国范围内学术不端行为泛滥成灾。据提出此项议案的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薛澜介绍，草案规定，只要项目承担人能够证明实验设计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研究人员已经尽职尽责，那么可免于承担责任。
草案公布是在8月26日，第二天，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发布了一份中国科技部资助的研究报告，号召中国提高创新能力。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在科研上的投入排世界第六位，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则仅次于美国。但是这份报告同时显示，中国要想建成急需的成熟的国家创新系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激烈变革，才能提高创新能力。但是“宽容失败”是中国最需要的吗？世界著名软件公司Mozilla的中国分部“谋智网络”总经理宫力认为：“这个议案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它对所谓失败的定义并不准确，因为即使是负面的结果也是一种知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说：“这有点用处，但仅仅如此而已。”蒲慕明说，根据该草案，“宽容失败”要基于对项目的成败有一个公正的评估，然而目前在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缺乏透明的评估系统是中国科学家创新能力不足的真正原因，这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源。程国栋说：“缺少那套系统，一切都不可能成功。”
美国马里兰州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国立研究院神经科学家鲁白说：“担心失败仅仅是中国泛滥成灾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部分原因……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察系统来保证搞学术不端的人不会高枕无忧。从更大范围看，中国目前缺乏一种问责文化。”
按照《中国日报》的说法，草案要求研究小组负责人为手下的研究人员建立信用历史，而且要求研究人员“自律”，但是鲁白说：“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尽管面临种种质疑，新草案也不乏支持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异兵解释说，基本法在中国的地位很高，因此如果中国法律能够承认科研必定存在风险并且允许失败，那么会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印度科学院院长Raghunath Mashelkar也说：“失败的风险是科学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法将会影响研究人员和资助机构的行为方式，也会为创新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在印度，Mashelkar就为高风险的创新项目设立了特别经费，如“试飞基金”（Kite-Flying Fund）和“新千年印度技术领先计划”（New Millennium Indian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itiative）。Mashelkar说，也许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中国科技部的一位官员承认，单靠立法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科研的文化。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他们已经在讨论一系列相关的支撑法规和政策，包括改进评估和监察系统等。他说：“如果这项法律得以通过，那么将为这些法规提供指导原则，而且也将促进它们的实施。”
目前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该草案，明年三月将做出决定。（科学网 何姣/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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