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工作的70个年头里，张光斗的言行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爱国、奉献、正直、敬业。

 

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不适。

 

“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人以为我这是谦虚，说：‘你还不是科学家啊?’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想法。”

 

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就有个毛病，重科学，轻技术。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是工程师，他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科学家，他便很高兴。甚至不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希望人家叫他科学家，而不喜欢被称为工程师。”

 

他却以工程师自豪。“你别唬我，我是当过总工程师的。”在一些项目的汇报会上，这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2000年，他到三峡大坝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已近90岁的他不让人搀扶，爬上40多米高的脚手架，用手摸到表面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

 

张光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连几年每年都要去几趟三峡工程现场。

 

“我很想去三峡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为他从事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遗憾，“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为军工生产建设一批小型水电站，到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张光斗的身影伴随着当代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说起水，他总是充满深情”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光斗一下打断了记者的提问：“不是水在我生命中占什么位置，而是水在老百姓、在国家中占有什么位置！”

 

他从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谈起，讲到了新中国几次大的水利工程，总结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与水斗争的历史。目前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洪涝灾害严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很多水不能用。没有水，谁也活不了。人不吃饭，10天死不了，但不喝水，3天就会死。”

 

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光斗，深为中国水资源的未来忧虑。1989年，他与水利水电科研院的陈志恺联名上书中央，力陈水资源的严峻局势，提出解决对策。

 

1998年，张光斗等人又向中国工程院建议设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历经两年的艰苦工作，这项研究提出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提出了总体战略。

 

为呼吁全社会保护水资源，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笔耕不辍。

 

张光斗之爱水在清华校园是出了名的。看到哪个学生没关好水龙头，他就会跑过去，边关水龙头边大声训斥：“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早晚有一天会尝到没水喝的滋味。”

 

张光斗的女儿张美怡告诉记者，在他们家，洗衣洗菜用过的水要留着冲马桶、擦地板，晚上吃饭，只开一支15瓦的台式日光灯，谁要是顺手开了天花板上的大灯，就犯了老人的大忌。

 

“我总觉得，老百姓还要过下去，子孙后代还要过下去……”说起水来，张光斗心中满是深情。

 

这样的情感充盈着他与水相伴的人生。

 

“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张光斗1912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

 

出国前，他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困苦，心中充满悲情。

 

22岁的张光斗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1936年，他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得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这时，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光斗坐不住了，他说：“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辞谢了导师、国际力学大师威斯脱伽特教授的挽留，回国参加抗战。威斯脱伽特深感惋惜，但对张光斗的爱国之举表示理解和敬重，并说：“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回到中国的张光斗成为一名水电工程师，他在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

 

他与追随他而至的钱玫荫在水利工地上举行了婚礼，为躲避日机轰炸，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生在离工地几十里远的防空洞里，可是由于难产，小生命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离开了人世。

 

1945年，张光斗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建设、为人民效力。”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要求张光斗把所有重要的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都装箱转运台湾，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张光斗把资料装了满满20箱，秘密转移保存下来，同时将20箱假资料上缴至资源委员会。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执数十水利工程设计之牛耳

 

1949年底，张光斗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

 

1950年，他在北京饭店参加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新中国第一个春节招待会。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很重要，黄河长江的防洪兴利任务很重，要努力工作。”

 

那一刻，张光斗深感报国有门，他的眼睛湿润了。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他大胆创新，采用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当时在国内均属首创。

 

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周恩来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他对这些工程提出的诸多建议，在中国水利界传为经典。

 

1963年、1982年张光斗先后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通过努力，中国取得了在国际大坝委员会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国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

 

张光斗说：“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国家用得上。”

 

2005年3月，他给女儿写信：“我出身寒微，有幸上海交大毕业，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垦务局和坦河流域局学习设计施工，回国后，负责和参加一些水利水电工程，都是国家和人民给的机会，我受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多，而回报的少。现已年老，无力再做现场工作，深感不安。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水利部长的泪水夺眶而出

 

据有文字可查的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在2155年间，中国就发生过1092次水灾，平均两年一次。

 

中国人对上个世纪90年代频频爆发的特大洪水还记忆犹新。1998年6月、7月、8月间，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发难……

 

江河不治，水利不兴，则无以安邦。张光斗说，水利工程师对国家和人民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水利工程在细节上1%的缺陷，可以带来100%的失败，而水利工程的失败最后导致的是灾难与灾害。

 

所以，他把责任看成是比天还要大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大坝保护层发生局部坍塌，身处“文革”逆境、在黄河小浪底接受劳动改造的张光斗半夜被叫醒，他须火速赶回北京救急。

 

已是64岁的他连夜上路，次日深夜赶到北京西直门时，去清华大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他只好一个人背着三件行李艰难步行。

 

一位好心的大货车司机顺路把他捎到了中关村。从中关村步行至清华园需半个多小时，他就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从一根电线杆搬到另一根电线杆，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搬到清华的小西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车去了密云。

 

密云水库的险情让他心急如焚，可急冲冲赶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这次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你要负责，但不能在图纸上签字。”

 

那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依然不顾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仔细审查。

 

“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说。

 

有人说，张光斗命大，因为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过，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

 

几十年来，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的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他也要亲眼去看一看，亲手去摸一摸。七八十岁的老人早该安享天年了，可张光斗还在钻千米坑道，爬几百米深的竖井。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字的这份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

 

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

 

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

 

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

 

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但他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

 

查看了两个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他说，“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张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峡大坝围堰的电视直播，当礼炮般的爆破声响起之时，94岁的他激动得站起身来……

 

“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坝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光斗会提着书包，拄着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清华园的办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笃笃的音响，花开花落，风雨无阻。

 

踏着这条小路，他迎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

 

他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他在清华园的讲台上整整站立了50个春秋。“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例子，张光斗从上世纪一直讲到今天。

 

坚持理论与工程技术实践相结合，是他毕生的教育理念。

 

学生们交论文，他要先设一道槛，看有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如果没有，对不起，立即退回。他告诉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因为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如果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他打分的标准很奇特，学生如果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即使全部正确，他顶多给3分；学生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尚显幼稚，他也会喜上眉梢，一定给5分。

 

他告诉学生们，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张光斗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惯于反向思维，乃至他的严格、严谨，都传达着一种穆如清风、淡定忘我的风范。

 

张光斗对学生们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

 

张光斗已是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超然是张光斗的学生。老师在三峡工地上的一句话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三峡工程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

 

1997年，85岁的张光斗决定学习使用电脑。当时他因为患有青光眼、白内障，手又发抖，写的字别人很难辨认，他感到非常苦恼。学用电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工作。为此，他学会了拼音输入法，由于视力太差，为了减少拿着放大镜在屏幕上找字的时间，他硬是把每一个字所在的顺序位置背了下来。

 

他伏身在电脑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敲着键盘。1997年，写下了《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1998年，写下了《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在1996年至2000年，他写下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书信文章就有32篇。

 

1998年12月18日，他写完关于《高等教育法》的读后感和建议，当夜即患感冒，发高烧送进医院，一住就是17天。

 

“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

 

张光斗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杖和轮椅了，他依然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拄着手杖在屋子里转6圈，然后吃早饭，开始工作。

 

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就相关问题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如果觉得问题特别重要，他就会搜集资料，拿出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他这一生，有许多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采纳，包括1992年他和王大珩等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他为有关报刊杂志及有关部门写下的文章信件难以计数，人才外流问题、反腐败问题等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他说话不留情面。在参观工厂企业时，每听到主人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线时，他会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

 

1996年张光斗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工程成就奖，2001年获得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获得中国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奖——光华工程成就奖。

 

张光斗的心中还有许多未了的愿望。2005年8月13日，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后人造福。我一生为此努力，但贡献不大。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而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我93岁，生活能自理，头脑清楚，无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对工程和国事写些文章……”